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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评梅东海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土地维权研究》
发布日期:2014-8-22  浏览次数:1548

张耀杰:评梅东海的《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土地维权研究》

——《中国民主转型的现状与前瞻》征文

 

梅东海的硕士论文《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土地维权研究》将近十万字,虽然不能与他的导师于建嵘教授的博士论文《岳村政治──转型期中国乡村政治结构的变迁》相提并论,仍然称得上是一篇已经接近博士论文水平的优秀硕士论文。作者能够选择当下中国社会最为复杂也最具挑战性的农民土地维权问题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于建嵘教授的学术良知与学术胆识的薪火承传。论文中对于前沿理论的准确把握、对于社会问题的敏锐反应,尤其是对于丧失了土地家园的弱势农民既真挚又适度的学术关怀,昭示出作者已经具备相当的学术底蕴和学术前景。

梅东海在于建嵘教授的指导之下,既从事过科学严谨的调查问卷和数理统计,也汲取了权威学者既有的前沿成果。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这篇论文直接参考了包括陈锡文、裴理宜、秦晖、陆学艺、党国英、赵树凯、徐勇、于建嵘、李连江、孙立平、郭宇宽等70多位中外学者的相关成果。在此基础上,他依次论述了社会转型期的农民土地维权活动“是什么”(土地冲突和农民维权的现状、特征和发展趋势)、农民在维权中“怎么想”(权利意识和规则意识)和“怎么做”(集体行动),并且依照于建嵘教授的“压迫性反应”集体行动理论框架,结合中国农民维权活动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看客型行为”、“观望型行为”、“压迫性激励”、“期望性激励”等创新概念。

在基本结论中,梅东海以前瞻性的眼光预测说:“土地冲突发生数量和冲突程度、规模都存在上升趋势。税费改革后,由于基层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财源趋紧,财政压力加大,对土地资源争夺的意愿将上升,而农民由于税费改革和各种利农政策也将更加珍视土地,中西部农村地区的土地冲突将因此更加剧烈;加上未来全国各地城市化进程的持续,由此导致的因征地引起的冲突事件有上升趋势。”

针对这一情况,他特别强调说:“值得注意的是,冲突是具有正功能的,控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的冲突可以有助于大众发泄情绪,以防止造成大规模冲突,给社会造成破坏性作用,就如4,000次五级以下地震累积释放的能量可能也不小,但造成的破坏不如一次八级地震那么惨烈。因此,政府不要一味担心冲突,不能一味打压冲突,同时也不能任其发展、放任自流。面对农民的维权活动,暴力镇压、设法阻止和不闻不问都非上策,拓宽、加强农民维权的渠道才是正道。但是如果不能通过制度内的渠道达到维权目的,使农民维权活动继续在体制边缘徘徊,长期的非良性互动将会导致农民维权向大规模集体行动甚至社会运动方向发展。因此用正式制度来保护农民的利益表达和维权行动是根本之策,其中加强中基层的司法机构的救济功能,将是成本低、效果佳的改革途径之一。”

应该说,梅东海这种通过社会制度与法律框架之内正当合法的救济渠道维护和保障最低限度的公平正义的基本思路,是完全符合普世性的以人为本的文明法则的,也是急需在农民土地维权活动以及当下所有的公民维权活动中加以提倡的。只是由于论文的文本框架过于宏大和驾驭学理推演的功力稍显稚嫩,其中虽然一再谈到现行的农村治理体制特别是土地产权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农民维权的合法救济渠道被堵塞;而且也注意到了维权农民对于现行制度特别是中央政府的最高权力寄托了太高的预期,从而导致维权谈判过程中思维教条、态度僵化、要价过高、手段极端;在文本叙述和理论总结中却没有集中精力彻底贯通这样的一个核心诉求和主题思想。

我是一个业余从事农民维权活动的农家子弟和人文学者,在我看来,制度框架内的法律救济渠道以及信访申诉的法外救济渠道被各级当权者人为堵塞,是当下中国社会最为危险的制度设计和体制现状。这样的制度设计和体制现状不是梅东海的一篇论文能够改变和解决的,甚至于不是胡锦**涛或温***家宝能够通过最高权力改变或解决的。目前能够做到的是,有尽可能多的学者和维权者把这样的一种危险局面昭示天下,然后通过全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多元合力,逐渐实现中国社会以人为本、宽容和谐的良性进步。

梅东海论文中提到的浙江龙泉地案,其实是由我辗转介绍给张星水律师并且进行全程跟踪的。2007年2月1日,国务院在“行政复议裁决书国复〔2007〕12号”中给出了较为合理的裁决:“(一)将被申请人浙土字〔A2005〕第10001号征地决定中龙渊街道一村15.4228公顷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地类由未利用地变更为耕地。(二)责令被申请人完善批准征收耕地的相关手续。”

这份裁决书下发后,我当即劝告张星水律师和当地农民积极主动与政府当局展开谈判。我的观点是:在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前提下,假如说政府圈占农民的土地能够公开拍卖100万元,原来只答应给农民补偿十万元,农民通过维权谈判能够争取到20万、30万也就很不错了。在现有体制下,农民要价太高导致谈判破裂之后,最终吃亏受害甚至于被劳动教养、被判刑入狱的还是农民自己。但是,当地农民脑子发热,认为既然国务院下发了裁决书,就可以不让政府征地了。张星水律师当时也比较兴奋,说是要帮助中央政府解决违法征地的问题,并且要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龙泉地案的成功经验。他们双方都没有听从我的低调劝告。到了2007年9月的时候,龙泉政府突然派遣800多人把农民的菜地强行占用毁坏了。梅东海这篇论文没有完整地介绍这桩土地案的最后结局,也没有升华出切实可行的个案结论,这是论文中又一个美中不足的欠缺,我希望他在进一步加工改写时能够注意到这一点。

 

(2008-05-21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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