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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的善与恶
发布日期:2014-8-25  浏览次数:4312

  正义的善与恶

 

                    作者:张星水                     

 

 

面对浩瀚无垠的宇宙苍穹和历史星空,千百年来,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通过劳动学会了思考命题,在劳动过程之中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认知领域的见识,在适应自然界残酷环境的生存磨砺之下,形成了判断事物善恶美丑的是非标准,并逐渐产生了人类社会的正义价值观(value of justice),而在其中最有价值的核心就是正义所彰显的善。何谓其善?正义(justice)的善 (goodness) ,顾名思义,按照中华文明的五千年煌煌道统来阐述,抽象地讲不言而喻:伸张正气体现出了正义的善,匡扶正义体现出了正义的善,惩恶扬善体现出了正义的善,除暴安良体现出了正义的善,扶危济困体现出了正义的善,乐善好施体现出了正义的善,仗义疏财体现出了正义的善,悲天悯人体现出了正义的善,宅心仁厚体现出了正义的善,包容并蓄体现出了正义的善,中庸仁道体现出了正义的善,敬畏神灵体现出了正义的善,忏悔罪过体现出了正义的善,体恤弱势体现出了正义的善,赈济灾民体现出了正义的善,抚恤鳏寡体现出了正义的善,同情贫瘠体现出了正义的善,善恶报应体现出了正义的善。本文中,笔者不去过多探讨正义的善,因为那是世人有目共睹、感同身受的凛然正气、仁慈体恤和公平博爱,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客观存在的文明价值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光明之真理,也是中华文明乃至世界人类中道德范畴和公序良俗所共同遵循的文明主旋律。一旦缺乏了正义的善,人类社会将变成阴霾黑暗的人间炼狱,善人受制,恶人猖獗,混世魔王掌管妖魔鬼怪,妖魔鬼怪则肆虐摧残和奴役盘剥黎民百姓。毋庸置疑,正义的善是人类社会赖以繁衍生息和良性发展的重要价值理念。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无论中国古典儒学伦理所倡导的仁义道德和伦理规范: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君子五常和克己复礼以及其“内圣外王”的核心价值观;还是西方基督教文明所倡导之耶稣精神:公义、平等、自由、仁慈与博爱的在万能的上帝主宰之下的人类普适价值观;更有智慧觉悟的释迦牟尼佛教倡导的“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大乘教义,譬如《大智度论》中佛曰:“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博大精深的佛教教义当然也包括中国本土化的佛教禅宗,尤其是《六祖坛经》所倡导的简约化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修行方式,这甚至往往被民间的百姓描述为更为极端的形式“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与恶的转化竟是在立竿见影的一瞬间完成,这多少有点令人匪夷所思,当然它只是一个形象化的夸张比喻,教化恶人弃恶从善,放下贪嗔痴的“我执”和私心杂欲,成就六根清净、四大皆空的佛学境界,譬如《俱舍论》中佛曰:世间污浊,芸芸众生,时光局促,寿命短瞬,诸行无常,因果不虚,苦海无涯,回头是岸,佛的智慧揭示:人生为什么一定要陷入虚妄之欲望的黑洞里苦苦挣扎而不能超然自拔呢?即使仕途再飞黄腾达,财富再日进斗金,帝王将相与亿万富翁,那一个到头来终究不是还是回归诸法万事空的空寂零点,不如早一点觉悟和解脱放下利欲熏心的功利心为妥。毋庸置疑,上述哲理信仰和精神修炼都是教人向善的正义之律与智慧之光,都是社会正义中所蕴含的善的矢量的正向示范、累积、释放和激励的机制,都是有利于众生福祉的好东西,都是应该被人类社会发扬光大的善知识,都是弘扬文明风范和礼仪廉耻的高贵教旨。人类只要虔诚皈依上述思想体系和精神内涵中的任何一支流派,诚心修行,调养心境,断除贪欲,忏悔业障,锻炼精神,磨砺意志,必有善举,必有福报,未来必能成为促进人类和谐、世界大同之福祉的健康之理性分子,向世间彰显、传播和辐射正义之善的万丈光芒。千百年来的人类社会,无数虔诚的善男信女,以无相清净心,修一切善法。无论西方人匍匐在庄严肃穆的教堂里忏悔祷告还是东方人归隐于深山寺庙里深居简出、饯行苦修,均会净化人的灵魂世界,洗涤灵魂深处的污垢,使人的情绪变得宁静与安详,使人的心境变得崇高与善良,使人的觉悟洞悉世间的真相与智慧。这就是善的信仰的超自然力,它是人类心灵的清洗剂和净化水,尤其是针对正在遭受苦难与挫折的不幸人生,更是一剂缓解精神苦闷、治愈心灵创伤的济世灵药,或者说的通俗一点,无疑是具有麻醉人生痛苦的疗伤之药。世间曾经有多少痴男怨女在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之后就逐渐放下了爱恨情仇的欲望,跳出“欲、色、无色”三界外,从执著,痛苦和烦恼之中得以解脱,经过心灵修炼,最终超越六道轮回之苦,生命得以涅槃善终。这也许就是善的信念和善的力量所创造的人间奇迹,在这一精神磨砺的修行和思考过程中,“正义之善”得以释放,对于西方人而言:上帝公义博爱的荣耀得以彰显;对于东方人而言:佛法悲天悯人的慈悲得以弘扬,孔孟仁义道德的精神得以传播,老庄清心寡欲的逍遥得以挥洒。基于尊重和信奉上述正义之善的高尚信仰,笔者坚信:惟有人的内心世界达到和谐与平静的自然状态,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得以和谐与平静,千姿百态的浑噩世间也才能彻底消除偏执、狂热、贪婪、欺瞒、诋毁、敌视与暴戾。故十五世纪明朝中叶在贵州龙场驿参禅悟道“致良知”,倡导“知行合一”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曾经十分感慨地对亲信弟子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就是指世道人心最为叵测难料,作为为官一任的统治者,征服权力容易,征服人心最难。古语:人心向背关乎天下兴亡,也是说明这一道理。所以,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一定要告诫和教导官员和百姓人心向善,尤其是各级官吏一定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员廉洁奉公,则百姓善良质朴;官员贪污腐化,则百姓刁顽蛮横。没有清官,哪有良民?贪官酷吏横行肆虐的土壤只能催生冥顽不化的奸诈刁民,官民之间相互攻讦与戕害,两败俱伤,一粒银币的正反两个截面而已,如同人性中的善与恶的交织,一会儿是天使的笑靥,一会儿是魔鬼的凶煞,可谓世间反复无常的人心狡黠、叵测难料。故笔者认为:官吏之中有君子,百姓之中有小人,富人之中有善人,穷人之中有恶人,反之亦然。这是由人性之中的善与恶使然,而非由社会地位的高与低和财富的多与寡来决定。所以,西方带有原教旨色彩的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存在明显缺陷的“斗争哲学”,倡导“仇恨与消灭”的思维方式,极易引发“正义之恶”的纷争和泛滥,乃至给全社会带来无妄之灾,不符合中国传统儒家社会的古典审美价值观,故绝非《礼记-祭义》中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真理。

 

而正义(justice)的恶 (evil) 究竟是什么东西呢?这似乎是一个令人感觉多少有一点匪夷所思的诡异问题,但却不是一个伪命题。这需要人们深思冥想和反省觉悟。因为正义在人们心目之中总是彰显“善知识”的力量和化身,向来与邪恶势不两立,视同水火,正义之中怎么可能孕育恶的罪行呢?况且我佛慈悲,倡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按照此等因缘和合的逻辑,正义必然制造善的因子,而不可能制造出恶的因子。但是,按照对立统一、矛盾转换、相生相克、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的自然辩证规律和周易卦象的多维变幻以及道家阴阳对冲的二律哲理来分析正义的属性和范畴,我们却发现,有的时候,缘起于善的动机,却意外地孕育出恶的结果,这就体现出了所谓正义的恶,或者称之为正义的变异、偏激、突变、悖逆和异端。这方面的真实案例其实很多,古今中外人类社会中发生在司法审判领域的冤假错案莫不如此,为了追求正义的结论而却人为地制造了邪恶的果实,与正义所遵循的向善的价值趋向背道而驰、南辕北辙,包括耶稣被罗马犹太总督彼拉多送上十字架受难致死,苏格拉底被雅典人民公决处死、布鲁诺遭受罗马宗教裁判所火刑罹难,伽利略同样遭遇宗教裁判所的迫害,还有加尔文激进宗教改革所释放出的“熊熊烈火”般的嚣张气焰,这样以人民或者神“正义”名义实施的“邪恶”事件不胜枚举。人类政治活动之中也经常发生这样的悲剧和不幸,有的时候,发动者具有一个正义的动机,但是全社会却意外得到了一个邪恶的果实,贻害国民,颠覆社稷,这就是正义的恶之花。放眼历史,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在人性的贪婪与罪恶的驱使之下,正义的冲动与暴力的泛滥往往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后果。17世纪中叶(与1644年左右中国历史命运的明末清初几乎同时代)英国爆发的克伦威尔(这位叱咤风云的英格兰柱国公被一些史学家称为“勇敢的坏人”)领导的清教徒革命运动,内战中议会联军彻底打败了国王的军队,并最终把曾经饬令解散议会权力的皇权代表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国王被冠以“叛国罪”接受身首异处的酷刑,政治改革竟以尊贵国王的生命牺牲为代价;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断头台上阴森恐怖的巨型铡刀所炮制的血流成河的贵族精英人头落地的凄惨景象令巴黎城的目击者触目惊心,有多少曾经养尊处优、风光无限,但品质并不算邪恶的皇族贵胄,也伴随着暴动民众忿恨难平的报复情绪所点燃的熊熊烈火而身首异处、殒命刑场?那个出身贵族血统的充满正义感的执业律师拉瓦锡先生(当然他的自然科学家的头衔更为世人所知)难道真的“罪大恶极”到一定要被公民委员会推上断头台宣判处死吗?其间又有多少类似拉瓦锡律师这样忧国忧民的知识精英遭到奸佞小人陷害而含冤枉死、无处申冤?(这有点类似于中国明朝末年民族英雄袁崇焕之死的不幸悲剧)。最后,竟连罗伯斯皮尔这个像克伦威尔一样叱咤风云的“勇敢的坏人”也没有逃脱死劫,正可谓始作俑者的作茧自缚。一百多年之后,俄国十月红色风暴席卷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运动”也不堪回首,交织着血与火的激情与燃烧,难道其中就没有沙皇无辜的贵胄子孙们和温和的孟什维克们的冥冥幽灵在凄风苦雨的夜晚里面对阴霾无语的上苍泣血哀鸣吗?崇尚正义激情的法式革命和推崇暴力颠覆的俄式革命让精英和民众所付出的鲜血之代价是沉重的,无辜的生命被屠杀,无论如何都是有违正义初衷的残酷行径,令世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内心恐惧,这也是为什么当今欧盟国家彻底废除死刑的历史成因之一。当然,激进革命的社会成果也是巨大的,彻底改变了法国和俄国的历史进程,这一点毋庸置疑,史家自有公论。上述那些血雨腥风的历史往事都是发生在欧洲的陈芝麻烂谷子,其中惨绝人寰的屠戮由谁买单也轮不到亚洲的东方人忏悔罪孽(惟有成吉思汗武力远征欧亚大陆时所掀起的汹涌澎湃黄祸除外)。下面笔者就说一说发生在中国近代温和保守的颜色革命:一代枭雄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妄图恢复中华道统,宣布复辟帝制传统,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把百废待兴的民国政权之元气败坏的乌烟瘴气、四分五裂,给国民党中的极端民主势力制造动乱以进一步的口实,一时间,捍卫共和的声讨檄文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而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借机蠢蠢欲动,图谋不轨、妄图分疆裂土、自立为王、世袭罔替、称霸一方。可以说,大总统袁世凯既是逼迫清帝逊位、缔造共和的大功臣,又是民国时代军阀割据、连年混战的始作俑者,虽然,他的本意绝非愿意看到一个四分五裂的动荡中华,面对危局,一世聪明的袁项城弥留之际一定悔之晚矣!早知今日之窘,何必当初黄袍加身。这是他借恢复帝王道统的“正义之名”,悖逆当时的世界潮流而盲动,结出的一个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恶之果”,最终只得自食其果,导致派系林立的北洋军阀集团在他死后终于分崩离析,这就是背离主流民意的正义之恶。再来纵览中国古代历史,元末明初的世外江湖高人施耐庵,在他的惊天地、泣鬼神的宏篇巨著《水浒传》中所描写的北宋年间山东宋江一百零八条好汉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水泊梁山聚义厅的传奇故事中,江湖好汉们经常打着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神圣崇高的道德幌子,从事着货真价实的刀口舔血类型的杀人越货、打家劫舍的犯罪勾当,这本是他们赖以为生的强盗职业,但是这样打着“弘扬正义”的旗帜去图财害命的做法看上去委实有点“道貌岸然”的残忍无情,其中像黑旋风李逵、母夜叉孙二娘、矮脚虎王英等人渣屠夫的滥用私刑、戕害无辜的残忍行径实在令人发指与罄竹难书,本文就不赘述列举了,以免再次让人感受到嗜血成性的梁山暴力特征。单说梁山以组织名义实施的几场所谓“正义行动”大买卖: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与水泊梁山存在邻里纠纷、并与之相抗衡的竞争对手:祝家庄、曾头市等民间武装势力剪灭殆尽、一扫而光,把他们的辎重粮食、武器储备和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在没有得到朝廷颁布的平叛剿贼的敕令的情况下,在没有官府司法庭审判决的情况下,梁山这伙豪杰竟然如此有恃无恐、胆大妄为地大开杀戒、滥杀无辜,在江湖快意恩仇的幌子的掩盖之下,从事打家劫舍的典型黑道活动,所作所为何其恃强凌弱、草菅人命!这些“崇尚正义”、“向往自由”的江湖义士们的胡作非为和妄图建立“王道乐土”式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人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所制造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又存在多大的实质区别?(除了不具备民族侵略的特征以外)都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别人的头上,都是杀人放火,滥施暴虐。这就是披着“正义”外衣的恶势力的有恃无恐,具体的讲:是以“正义之名”实施的邪恶之暴。当然,值得庆幸与歌颂的是,宋江之流在接受朝廷招安以后,迷途知返,改弦易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又去以正义的暴力讨伐方腊等与朝廷作对的盘踞一方的“邪恶”的黑帮势力,可谓是红吃黑,一场官军与匪帮之间的暴力火并,依旧遵循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霸道逻辑,即胜利者的暴力即为善,失败者的暴力即为恶,按照《炎黄春秋》主编吴思先生的“血酬定律”所揭示的规律,江湖豪杰为了获取酬劳和功利,把正义的“恶”释放的淋漓尽致,把正义的暴力发挥的酣畅淋漓,以暴易暴,以此铲除“邪恶”的暴力团伙,以此精忠报国的侠义之举为朝廷建功立业,为自己博取封妻荫子以光宗耀祖,博得功名利禄以名垂青史,这样正义终于由水泊梁山打家劫舍的“恶”的筹码转化成为安邦定国的“善”的奖金,宋江之流也可谓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功德圆满,终成正果。这就有一点类似《西游记》中大闹天宫的孙悟空在得到观世音菩萨的教化点拨之后,弃恶从善,改邪归正,皈依佛门,取名悟空,追随唐三藏西天取经、降妖除魔的神话故事一样历经八十一磨难,终于修炼成为斗战胜佛的石猴传奇,孙悟空也由民间的叛逆者经过脱胎换骨的修行磨砺,转变成为了正义秩序的守护神。当然,上述结论是遵循正统的“忠信孝悌、三纲五常”的儒家史学观所作的政治注脚,历史亦证明,惟有彻底摈弃阶级仇恨与阶级斗争(笔者认为:不辨人性的善与恶的自然属性,而只一味地强调阶级对立的社会属性才是阶级斗争哲学中最大的理论缺陷),奉行中庸之路才最适合中国的国情和民情,似乎也最有利于社会各阶层的和谐共荣与社稷秩序的长治久安,这也才是真正的民主共和制政体:既反对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独裁,又反对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政;或者更形象地描述:既反对皇权统治的极权主义,又反对无产阶级的造反有理。笔者认为,最优化的政治治理模式应该达到这样一个奇点:权力与权利的对立统一与和谐平衡,即权力为权利服务,权利制约权力。历史事实证明:权力的滥用与权利的滥用都是同样可怕的事情,甚至会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一言以蔽之,大家要学会谨慎运用权力,合理使用权利,对掌握权力的官员加强监督与制约,对享有权利的百姓加强引导与扶植。使得官员谦虚谨慎、秉持公道、善待黎民、实施仁政;人民深明大义、奉公守法、温良恭谦、仁爱友善。避免苛政与根除暴民同时并举,使得社会成员皆成为明理之人与善良之辈,以正确贯彻并实践政治清明、政策仁道、制度公平、法治公正、官民调和、贫富共和、社会和谐、人类大同的伟大理想。

 

再回到现代中国,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由于满清政权自身的腐朽没落与闭关锁国(愚民政策),反而给外国势力以可乘之机。在坚船利炮的打击之下,西学东进之风甚嚣尘上,崛起的西方给中国社会贩卖和灌输了很多空洞而时髦的政治理念和哲学思想,而盛气凌人的西方殖民者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跨越国界的文明布道者和二道贩子,蛊惑西学,忽左忽右,一会儿输出“暴力革命”,一会儿宣扬“民主自由”,一会儿标榜“资产阶级革命”,一会儿鼓吹“无产阶级专政”,把传统中国社会迷惑的实在是眼花缭乱、应接不暇,真把翻译家们忙得够呛,好在中国文人大都精力旺盛,为了丰厚的稿酬,不惜智力血本,严复、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这样的知识精英都着了心魔,大肆鼓吹贩卖和摇旗呐喊,一时间里,神州大地竟成为西方各种标新立异的政治异端学说的试验田,可谓“拿来主义”的空前泛滥,把文明悠久的中华帝国折腾的乌烟瘴气、乱七八糟,局势之乱竟逼得国学宗师王国维愤而投湖、以死明志,以捍卫中华传统之神圣道统,后来严复、章太炎、胡适、陈独秀对于“全盘西化”的弊端和历史局限性都有所反思和觉悟。而百年之后的西方许多国家,甚至包括英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却大都保留了皇室,至今仍旧采取君主立宪制的国体和政体,女王一家还住在白金汉宫,享受着尊贵的皇室待遇和臣民的膜拜,足见真正的西方主流文化何其保守、传统与复古!放眼百年历史,积贫积弱的中国社会却被西方激进思潮忽悠得神魂颠倒,治病心切,中了邪灵,忘记了深奥精妙的东方文化色彩,礼仪廉耻和纲常伦理几乎丧失殆尽,地方宗族势力被扫荡一空。“五四”以来,一些思想狂飙,行为激进的爱国知识分子(现代被称为“思想愤青”)妄自菲薄,欺师灭祖,斯文扫地,面对民族危亡,病急乱投医,眉毛胡子一把抓,拿来主义,浅尝辄止,水土不服,食洋不化,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传统国粹被这伙勤工俭学、崇洋媚外之辈批驳的体无完肤。神州大地上的芸芸众生被这些盲目鼓吹“西方政体和多党制”等花哨的西方政治理念折腾的党争不断,派系林立,内战频繁,一盘散沙,四分五裂。1911年至1949年之间国家政权的混乱局面空前绝后,联省自治,军阀割据,山头林立,独立王国,民国的政令军令始终无法统一,给虎视眈眈的日寇侵略以可趁之机。现在回首伤痕累累的沧桑历史,其间的曲折苦涩令人痛彻心扉,不堪回首啊。这是整个中华民族正义势力之间的恶性竞争和自相戕害所浇筑的历史伤疤和文明悲剧,“西方多党制”何以竟成为民国之大患?当然,这些绝不会是政治家们所愿意看到的糟糕结果,谁不想自己统御之下的中华宇内国泰民安呢。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惨痛民国历史,中华民族决不应再续写这样的社会悲剧。即使“民主”的字眼再光鲜,就像血雨腥风的法国大革命,以“民主”的名义草菅人命;“革命”的字眼再美好,像南北朝鲜内战、越南的南北内战、柬埔寨红色高棉内战,往往都是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的内战,在内战期间,参战的双方之间大都随意处决为对方服务的政治嫌疑犯,而无须经过法庭审判,这也是内战最扼杀人性的可怕之处,任何人,只要你不恪守政治中立原则,就都有可能成为内战绞肉机里的假想敌和牺牲品,更不用说芸芸众生之中究竟有多少无辜百姓稀里糊涂地被拉壮丁充当了战争的屠夫和炮灰。所以,深深洞悉人性善与恶的孟子面对春秋战国“末法时代”的礼崩乐坏、人心不古所造成的满目疮痍和民不聊生,曾经满怀郁悒之情地大声疾呼:春秋无义战!换成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内战无正义。笔者认为:内战是兄弟反目,袍泽相残。所以,无正义之善可言。最多也只是属于正义之恶的充分发泄与释放,是窝里斗的内耗之争,是伤害国家元气的悲剧。一言以蔽之,反思人类社会自相残害的悲惨历史,各种各样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在披着各式各样的“正义名义”的华丽外衣笼罩下爆发的“恶之殇”,希特勒纳粹德国针对犹太人实施的种族灭绝的疯狂屠杀罄竹难书、无庸赘言,纳粹法西斯把犹太人诬蔑成为富不仁的贪婪吸血鬼,所以必须铲除这样反动腐朽的“邪恶势力”;而二战期间苏联红军以清洗“波兰反动势力”而炮制的导致两万余名波兰军官无辜丧生的惨绝人寰的“卡廷惨案”大屠杀又何尝不是令人发指的犯罪暴行?七十年之后卡廷森林依旧阴魂不散。痛定思痛,这些被沧桑岁月无情冲刷殆尽、显得斑驳陆离的陈年旧血,再次引发世界人民对于“正义的恶”的警醒、审视、谴责与鞭挞,后人对人类历史中的人道主义灾难决不能含糊不清、缄默不语。否则,人类还会在未来重蹈覆辙。

 

笔者认为,无论何种社会运动(自由也罢,民主也罢,共和也罢,宪政也罢,革命也罢,选举也罢,公民也罢,人权也罢),如果缺乏仁爱之善与慈悲之心,如果缺乏宽容妥协与兼容并蓄,如果缺乏人道主义与多元共荣,如果缺乏程序正当与路径正义,如果缺乏中庸主义与妥协隐忍,如果缺乏理想主义与现实世界的折中,而只是为了达到政治目的而不择手段的消灭政敌的话,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地铲除异己,建立起一个没有杂质的乌托邦和理性国,它的结局注定都只能是一场循环往复的灾难性社会运动的大悲剧,可谓换汤不换药,旧瓶装新酒!更有可能引发社会动荡、民不聊生的军阀割据的历史宿命的重新降临,这样的结局在中外历史上亦然上演了无数次,往往搞得风云变幻、国家衰败,反而却给虎视眈眈的外敌以趁火打劫的可趁之机。面对天灾人祸,几乎无人能够承受其重(除了政治野心家和军事独裁者,就像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和杨秀清),它是毁灭人性之善,张扬人性之恶的灭顶之灾,将会压垮碾碎所有人的脊梁,甚至导致国家长时期陷入四分五裂、分崩离析的一蹶不振状态。中华民族历史的伤疤不能再揭了,否则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是,我们也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唯有真诚地反思历史动荡之殇,培植官员与民众的仁爱之心和相互体恤,彰显人性宽容之善,抑制人性贪婪之恶,并借助法律和制度来有效地惩恶扬善,这样才能真正地避免和谐国运在未来发展之中健康运行,才能孕育和培植未来的中华文明的高贵民主的希望曙光,才能成为挽狂澜于既倒的理性力量之中流砥柱和护国柱石,上对得起日月乾坤,下对得起黎民苍生,心中对得起天地良心。

 

世人必须警惕正义的恶,因为它对于社会具有相当大的蛊惑性、煽动性和欺骗性,它比邪恶所制造的罪恶更可怕。因为,人民在邪恶面前具有爱憎分明的辨别能力,所以不会轻易上当受骗,而普通的群众面对正义的华丽词藻的煽动蛊惑的时候,往往失去了辨别是非的判断能力,往往会被正义的“恶之花”这样美好的毒药所精心包裹的漂亮外衣所迷惑、裹挟和蒙蔽,做出荒唐危险的盲目选择,戕害天下,贻害社稷。一百一十年前爆发的“扶清灭洋”的符咒附体、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群众运动就是这方面“祸国殃民”的悲剧教案,虽然,他们的每一个成员大都曾经只是老实本分的质朴农民兄弟,田间地头任劳任怨劳作的扛着锄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目不识丁的田舍郎。但是,一股邪恶的“正义力量”一旦选择了他们,会把他们在短瞬之中凝聚成一种恐怖的暴戾力量,凝聚成为了盲目排外的爱国者大串联群众运动,在短时期内爆发出惊人的破坏力,民粹主义像洪水猛兽一样释放出惊天动地爆炸当量,像决了口的咆哮黄河水,冲毁了一切理性、文明、法律与秩序的堤岸,向着曾经给他们造成“飞扬跋扈、唯我独尊”负面心理印象的骄傲自负的基督教殖民者和不谙世故的西方传教士们提出了性命攸关的生死挑战和致命一击,这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傲慢与偏见的“正义之恶”的大碰撞,这是文化差异所导致的文明冲突的撕扯和断裂。为此,丧失理性判断的中外统治者和普通民众都付出了惨痛的政治代价,并引发了1900年震惊世界的庚子之变,这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祸乱,中国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牺牲。历史数据证明,这完全属于得不偿失的瞎胡折腾和发疯癔症,既不利国、也不利民。这样由狂热民粹主义暴民思潮主导的“正义群众运动”的“激进爱国之举”却结出了邪恶的毒果,被中国四万万同胞所共同吞咽并为此付出沉重的赎单,其行为何其荒唐幼稚与愚昧无知。而当时的洋务派政治精英李鸿章、张之洞、盛宣怀、袁世凯等人头脑十分清醒,已经深刻认识到这场无序的群众运动的危害性,所以,地方封疆大吏心照不宣,采取了东南互保,避免黄河以南乃至长江流域的富庶地区被非理性的义和团势力所染指,终于在多事之秋的动荡岁月里为中国保住了半壁山河的安宁。正如前面所述:缺乏理性的正义冲动往往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性后果,结局往往都映衬着残阳如血的悲剧情调。慈禧太后这个隐居在万寿山佛香阁里吃斋念佛的老佛爷,在头脑僵化、冥顽不化的满清守旧派大臣的蛊惑之下,不明智地借助和挑动非理性的底层社会群众的反抗风暴以对抗西方扩张势力的始作俑者,玩火自焚,悔之晚矣!早知恶果,何必当初?一旦出现了失去平衡控制的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将会把国家这条大船带进百丈深渊的万劫不复之中。呜乎哀哉,内乱一旦爆发,一切悔之晚矣。国难蒙羞,慈禧和光绪率领众大臣不得不开始了狼狈不堪的流亡生涯,竟一直跑到了古城西安,在这千里迢迢的旅途劳顿之中也就诞生了慈禧喜欢的高粱面“窝窝头”,高傲在上的统治者终于放下了黄胄尊严,真正做到了一次“与民同乐”的野外尝试,不过实在是在饥肠辘辘的情急之下才发生的意外收获,这种体恤民生的做法只是为了单纯的生存而已,亦然与正义的善恶是非无关了,毕竟民以食为天嘛,吃饭是没有善恶之分的,皇帝的女人们也不例外,饥饿时也是饥不择食,哪怕是五谷杂粮也都成了香饽饽,这一点人与动物的自然属性都是一样。

 

最后,历史还有一个疑问:正义的“恶势力”之间的碰撞与博弈会反过来再次产生善吗?这的确是一个颇为复杂的哲学问题,秦始皇动用百万武装力量剪灭六国、成就天下一统的霸业,楚汉相争只为了争夺一个帝位,甚至在托克维尔赞赏有佳的开民主精神之先河的美利坚领土上爆发的南北战争,以及中外历朝历代的频繁内战,都给世人以一定的启示。其间过程太复杂了,也太血腥了,更是太残酷了,大家现在可以通过史料看到的就是普通老百姓所遭遇的哀鸿遍野,生灵涂炭的迷茫眼神和悲惨境遇。政权更迭真是:亡百姓苦、兴百姓苦。当然,这也是探究邪恶的善的问题,或者是善与恶的相互转化的逻辑学问题,需要考证充足的历史数据方能做进一步的分解与论证,以确定多少人在动荡中受益,多少人在灾难中受损。但是,笔者坚信:缺乏仁爱之心、慈悲之心和包容并蓄的正义运动往往会偏离它的初始轨道,引领大家由大善走向大恶,由乌托邦的光明之路走向大毁灭的地狱之门,成就了正义的对立面:邪恶。这是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为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牺牲生命之后所最不愿意看到的反讽结果,的确属于令人啼笑皆非而又残酷无情的黑色冷幽默。值得世人充分警醒与反省,摆脱这样的轮回苦难,不要再犯历史上的同样荒诞不经的愚蠢错误了。正如民国初年北洋系的实干家段祺瑞总理在临终前谆谆告诫后人的政治遗嘱:“国虽危弱,必有复兴之望。复兴之道亦至简单,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勿信过激之说而自摇邦本。讲外交者勿弃固有之礼教,求学者勿骛时尚之纷华。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段公的肺腑之言是何等的冷静与睿智,彻底洞悉出“人性恶”以“正义善”的高尚名义进行的“胡作非为”的社会改制,段公真是高瞻远瞩的爱国者,在那个思想浮躁、主义泛滥的动荡年代里,对于中国的政治格局的走向洞若观火,竟然具备了如此清醒的深刻认识和独到判断,真是具有先见之明的远见卓识啊,可惜段公暮年一心向善,吃斋念佛,过早归隐山林,否则中国社会也许会少遭受一些生灵涂炭和党争之痛,甚至兴许会避免中国的南北内战。(国共称之为两次北伐战争,或称之为国民革命,这是由苏联暗中支持,由广州国民党政权主导下的战争,1928年,随着张学良的东北易帜,中华民国在形式上完成了国家政权的统一,但是,苍茫大地依旧暗潮涌动,各地军阀为了争夺地盘和资源磨刀霍霍,蠢蠢欲动,随后即爆发了中原大战等大规模内战,神州大地依旧是硝烟弥漫)。

 

百年沧桑巨变,弹指一挥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人心浮躁的社会转型过程中,敬请真心实意地热爱祖国的有识之士以史为鉴,擦亮眼睛,甄别真理,本着一颗仁爱与善良之心,恪守正义之善,摈弃正义之恶,以一颗慈悲的大爱之心来感化众生信仰匮乏之大脑和飘忽不定之灵魂,教化众生弃恶从善,走向光明,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则金刚庄严,光明普照,般若无边,智慧似海,正知正觉,功德无量。总之,面对纷纭复杂的局势,心诚则灵,无欲则刚。笔者真诚希望朝野之间达成共识,在理性与和谐的基础上,弃小人暴戾、狭隘与贪婪之局限,养君子自律、包容与谦虚之风范,利益众生,多元共荣,和谐共处,则天下由大善而大治,华夏文明之辉煌盛世莅临,则中华幸甚,人民幸甚,共和幸甚,自由幸甚,国家幸甚,世界幸甚。最后,虔诚地为中华盛世和谐之国泰民安的善念发愿祈祷祝福:十四亿同胞,万世开太平。对于皈依三宝的佛教居士而言,佛祖慈悲可悬壶济世,亦可拯救苍生之大善大德精神,阿弥陀佛,善哉!

 

星水  201079  书于紫竹院

 

后记:笔者孤陋寡闻,既没有细读过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没有拜读过托马斯·莫尔《乌托邦》,还没有完全读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更没有系统研究过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但是笔者认同他的社会改良主义),对于达尔文的《进化论》也只是浅尝辄止(记忆比较深刻的似乎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优胜劣汰之自然选择规律,在这一过程之中,凶恶而强悍的食肉动物往往会在竞争之中战胜善良而懦弱的食草动物,然而,后者在生存数量上往往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据此,笔者只是凭借朴素的直觉判断:在历史演绎过程中,往往善的力量斗不过恶的力量,因为善的力量往往总是一盘散沙,彼此独立,而且还时常发生窝里斗现象,这就像是非洲大草原上成千上万的食草动物一样孱弱无能。而恶的力量却往往具有铁桶般的凝聚力和强悍无比的战斗力,之于动物,这就像非洲猎狗在围猎羚羊时所依赖的团队作战精神;之于人类,这就像如今朝鲜人或韩国人一样的民族凝聚力,团结一致,一致对外(这只是一个比喻,我对于朝鲜和韩国没有任何敌意与偏见)。所以,在善与恶的较量中,往往理性的善最终败下阵来,而狂热的恶势力作祟抬头,且在群众之中具有相当大的感召力和震慑力,这种感召力来自于非理性的魔幻,如同海市蜃楼,使人面对未来产生魔力之瘾,并被恶魔灵魂附体,为此发热发狂,一呼百应,并甘为之牺牲,赴汤蹈火。在“正义”大旗的鼓舞之下,人们变成了向风车发动挑战的堂吉诃德,错把平静的风车当成了“邪恶”的巨人,挥剑向“邪恶势力”奋力砍去,完成自己心目中所崇尚的“正义的圣战”(这似乎就像是充满革命浪漫主义激情澎湃的诗词所云: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永远“造反有理”的战斗精神)。最终,却误入歧途不幸叩开了地狱之门,引导社会运动走向正义之反方向:疯狂邪恶的毁灭之路,这也是人类命运的终极宿命,正如《楞家经》所云:一切众生,无中生有,颠倒妄想,欲望熏心,作茧自缚……。一战和二战等无数重大历史事件进一步证明:人类社会由繁荣走向消亡往往只存乎于善与恶的一念之差,不深刻反省历史,检讨罪过,认清人类罪性之中的邪恶,人类终将会再次为自己的狂妄自大与利欲熏心付出惨重的代价,尤其是正义来的不是时候更为恐怖,正义的早产与迟到同样都会导致邪恶的不良结果的悲剧爆发,因为这样的正义是非理性的,也是包藏“邪恶祸心”的正义,所以,终将引发正义之恶。所以,大家要作的努力就是避免这样“乌托邦色彩的正义”的悲剧再次发生,因为,大家共同期盼的东西是善的正义,而绝不是正义的恶(星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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