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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社会
发布日期:2014-8-25  浏览次数:2853

                      理想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  

                                                       

——简论和谐社会应以“官仁民善”为本

 

 

作者:张星水

 

笔者经年以来,面对纷纭复杂的社会危局,冥思苦想,抱着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处世态度,在社会实践中亲历亲为,体察民意,调研乡愿,悉心研究当代中国的国情与民情,发现当代的中国人,上至官僚、下至蚁民,上至富豪、下至贫民,上至精英、下至草根,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和一定的程度之上或多或少地普遍存在着一种不健康的社会风气和一种不道德的人生价值观,概括起来具有如下基本特征:思想浮躁,精神空虚,信仰匮乏,急功近利,唯利是图,功利至上,拜金主义,重利轻义,自私狭隘,偏激固执,缺少宽容,缺少爱心,缺少奉献,盲目学习西方私权至上的政治理论,片面强调自身权利和局部利益,完全忽视社会责任与公共良知,而且普遍缺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涵养,暴发户的心态严重作祟,为了贪功,为了牟利,为了形象,为了面子,为了过上冠冕堂皇和风光无限的“好日子”,往往无所不用其极,深陷物质主义的泥潭和利益纠葛的沼泽而不愿自拔,导致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导致利益冲突尖锐对立,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紧张异化。如果国家的治理者对此社会现象视而不见、充耳不闻,不能有效地加以引导,规范约束,教化人心,诲人向善,中国社会将来即使物质水平再发达,政治制度再完备,法律制度再健全,也必定会崩溃瓦解成为一盘散沙,重蹈历史失败的覆辙悲剧。针对上述种种社会“病毒”和人性“恶疾”,弘扬人间正气、讴歌仁义道德实乃当务之急。有鉴于此,鄙人特抱着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为”,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并遵循客观、理性、公正、辩证的学术准则,体验、思考、归纳、总结出构建理想社会的六大基本特征,概括如下,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群策群力,综合治理,长治久安、利国利民,为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奉献绵薄之力和匹夫之责,以无愧于苍生,亦不枉为中国人。

 

一、官府:清正廉明,实施仁政。

公生明、廉生威。明朝嘉靖年间的清官郭允礼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箴言:“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实施仁政的统治者得民心者得天下,横征暴敛的统治者失民心者失天下,这是古今中外的政治铁律,古人云:“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这一道理到了明末清初被士人誉为解析朝代更迭、治乱交替的“黄宗羲定律”,尽人皆知,无庸赘言。纵览历史,毋庸置疑,政治清明是历朝历代统治者遵循的政治伦理和向往的良治模式。如今,英明的执政党倡导构建“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和谐社会,执政者要贯彻“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为人民谋福利的执政宗旨,必须在官吏遴选和行政管理之上下足功夫,做足文章。否则,再好的政策,如果干部队伍出现了问题,也都会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令国民由期望变为失望。就像这次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结果一样,奥巴马和民主党由于没有有效地兑现他在竞选时候承诺的施政纲领,遭到了民意的抨击和唾弃,而使得民主党惨遭选举失败,失去了众议院的多数议席,这方面美国人民倒是比较成熟的政绩评判者,不会容忍执政者光说不练的“天桥把式”的长期存在,对于政客而言,可谓是近乎残酷的“零宽容”。当然,这种“急功近利”选举体制下催生的真实政治案例,其利弊得失尚待宪政学者做出进一步研究与考量,与世界各国相对成熟的其他政治体制比较而言,东方模式与西方模式,究竟孰优孰劣?目前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世界人民对于“美国模式”是否就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价值”的判断众说纷纭。当然,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于未来的世界格局的演绎,世人将拭目以待。但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相对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经济实力的逐渐衰落,中国在21世纪的大国崛起已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形势比人强,这就更需要中国政府清正廉明,落实仁政。

 

二、百姓:遵纪守法,安居乐业。

《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君宁。孔子也曾曰: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君常以此思危,则可知也。纵览古今,在政治清明的大前提之下,老百姓勤劳质朴、安分守己,则国泰民安;如果百姓好逸恶劳,铤而走险,则国家必然陷入动乱之中。所以,教化百姓知书达理、遵纪守法就成为历代统治者的首当其冲、重中之重的执政任务。中国古典的孔孟之道和儒学思想在这方面的政治智慧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倡导民本思想的孟子的至理名言:“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曾经震撼过多少帝王将相的傲慢心灵啊!社会底层贫下中农造反出身的明太祖朱元璋甚至为此烦恼到饬令把孟子屈尊出了祭祀圣人的庙堂。面对汹汹民意的泛滥无序,古之圣贤也替天下统治者说出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和“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之类的内心恐惧和思想顾忌的忧虑表白,这也绝非杞人忧天的危言耸听,莫说是浑沌乱世,即使就是再美好的太平盛世,也会常有脑后长反骨的妖人出来犯上作乱(谣言蛊惑的白莲教既是一例),古今中外概莫如此。其实,这些邪教异类并不值得统治者特别的大惊小怪与惊慌失措,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相反,从大多数情况来分析观察,如果,统治者勤政爱民、实施仁政,这个社会里克己复礼、安居乐业的良民自然会愈来愈多,而贪图私利、鼓噪闹事的暴民自然也会愈来愈少,反之亦然。所以,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社会风气与老百姓的民风淳朴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政策好,则百姓好;百姓好,则国家好;官场多恤民如子之官,百姓多善良明理之辈,则国家必然兴旺发达。所以,要从根本上扭转老百姓自私自利的狭隘本性,要教育老百姓老实本分、奉公守法,统治者自己必须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惟有内圣,方能外王。否则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如果统治者自己存在严重的道德瑕疵,国家和百姓也肯定都好不到哪里,因为世人学坏容易学好难,这是人性天然的弱点所致。从施耐庵一部《水浒传》中不难看出,贪官与刁民,酷吏与暴民都是相辅相成、相影相随的一对矛盾的共同体,这就是乱世之中世道人心全然败坏的典型社会形态特征的鲜明反映。近些年来,台湾的贪腐总统陈水扁的司法丑闻和民进党的良莠不齐的丑陋表演不就是这方面的反面教员吗?有这样的总统和政党的熏陶与教唆,社会风气自然乌烟瘴气、污浊不堪,在这样的大环境和大气候里生存竞争、恶性循环,台湾地区部分群众的道德觉悟和认知水平又能真正高明到哪里?依我看也真未必比大陆的国民素质强啊!这就恰似一个硬币的正反两个截面而已,亦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三、节制资本,均衡财富。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当今社会应该倡导官僚企业家和民营资本家适当节制资本、适可而止,不要好大喜功、贪得无厌,更不要寡廉鲜耻、为富不仁,要仗义疏财,扶危济困,同情贫弱,均衡财富,回馈公益,造福社会。这方面,执政者一定要下大力气制订法律政策,对于掌握巨额财富资源的强势群体加强引导和监督,以防止资本的无序流动和盲目扩张。本来,资本是用来造福民众福祉的公器,现在,在一些地方和利益部门,资本却往往变为了官僚主义主导下的贪婪攫取和垄断竞争,贪婪的资本无处不在,唯利是图、挥霍浪费,占据了巨大的资本市场份额,却往往只是成就了一小撮人的利益最大化,广大公众却没有得到利益分享的机会,这是何等的不公与龌龊。一言以蔽之,丑陋的资本,邪恶的贪婪,肮脏的交易,在以国有控股企业的暗箱操作和权力运筹之下显得格外的没有节制,为了牟取暴利不择手段的现象比比皆是,亿万纳税人的钱财被少数巨额财富的掌控者肆意的挥霍滥用,浪费无度,收益甚低,产出甚少。没有节制的资本运营成为少数垄断者敛财的手段和工具,这是公共资源和社会成本的极大浪费,无数事实证明:资本一旦只让少数人垄断掌控,形成特殊利益集团,又缺失透明与监督,对于全体国民的福祉而言绝对是弊大于利的坏事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兼顾公平与效率,绝不能只顾一头。面对垄断资本的疯狂扩张,面对资本流向的嫌贫爱富,面对财富分配的强弱不均,政府应该出面引导和干预,通过宏观调控来节制贪婪无序的资本泛滥的确已经属于当务之急,而非听之任之、坐视不管,希望政府和民间的有识之士就此能够达成共识,以避免垄断资本和金融寡头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新一轮资本扩张计划和攫取国民资产的盲动。面对不容乐观的经济形势,“均贫富”的政策出台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社会绝不能任由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再继续上涨下去了,抑制豪强、扶危济困的新经济政策已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以消弭资本的贪婪,以造福天下苍生。

 

四、教化人心,导人向善。

儒家《三字经》开宗明义地阐明“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按照传统理论,包括孟子秉持的人皆有不忍之心的性善论,大都认为人来到这个世界之初或许在人性上都属于秉性善良的好人,具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也为仁义礼智。但是人类世俗社会无疑是一个五花八门、鱼龙混杂的大染缸,里面搅拌着名与利的魔幻,交织着善与恶的对抗,充斥着好与坏的博弈,而许多人都是在走向社会之后才开始逐渐被恶的东西污染堕落变质的,因为他们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之下逐渐地放松了针对自我精神的道德约束,为了适应残酷无情的生存环境和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为了没有节制地追求金钱与地位,一些人渐渐失去了理性与良知,丧失了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开始违背良心地做人做事,趋炎附势,急功近利,不择手段,唯利是图,学习、仿效坏人坏风气,逐步蜕变成为弃善从恶的伪君子和真小人。所以说:教化人心、弃恶从善,这在现实世界里就愈发显得是十分必要的道德功课了。倡导人民奉公守法、知书达理,教化民众懂得忠孝仁悌和礼仪廉耻,培养百姓达到“仁义礼智信、温良恭谦让”的古之君子境界,这是一个涉及全社会的系统工程。执政者在丰富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否则,人心坏了,风气坏了,物质生活即使再发达,全社会也都会病入膏肓,人与人之间为了争夺利益不惜相互戕害,公序良俗丧失殆尽,每一人也最终会深受其害。譬如:为官的不忠,为民的不善,为商的不仁,为学的不义,士农工商若皆不仁不义,三教九流若皆投机钻营,各行各业若皆寡廉鲜耻,则这个社会也就彻底腐败变质了,这个国家也就没有前途希望了。所以,教化民众“为善之道”自古乃圣人之学,绝对不能疏离荒废,否则,贻害社稷,后患无穷。有鉴于此,德化教育的问题必须达成朝野共识。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通过倡导人性向善的宗教关怀来达到上述目的往往会事半功倍,收到良效。因为,不管是佛教、道教、儒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是倡导信徒弃恶从善的教义(同属于“善知识”的范畴)。所以,具有宗教信仰的人往往懂得自我忏悔,懂得反思自身人性之中与生俱来的“罪性与邪恶”的缺陷,而不是在遭遇苦难与厄运的时候一味的怨天尤人、抱怨社会、仇恨制度、怨恨他人,所以,宗教信徒往往具备起码的道德底线和人道主义;反之,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和宗教情怀的人,往往没有自我审视的习惯,缺乏自我忏悔的自律精神,遇事往往会抱着偏激片面的心理状态去选择“剑走偏锋”的解决路径,往往会把自己的苦难和厄运完全归结于社会的不公和他人的不敬,宁可让我负天下人,绝不让天下人负我,这种自私狭隘的偏执思想往往导致没有信仰的人在自身受到社会不公正待遇冤屈伤害的时候,容易产生无比执著的“复仇”心魔,为了给自己讨个说法也就丧失了道德自律的底线,同时人道主义的博爱精神自然也就荡然无存。所以,缺乏信仰的人往往会为了一己私利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以恶对恶,以暴易暴,为了发泄私愤,甚至会铤而走险、大开杀戒、伤及无辜,做出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的暴虐行径。譬如《水浒传》中的不少梁山好汉的人生乐趣就是喝酒吃肉、啸聚山林,大都没有任何宗教信仰,草菅人命、杀人如麻的黑旋风李逵自不必提,他绝对是一个混世魔王。即使是像鲁智深和武松这样侠肝义胆的江湖好汉,虽为避祸成为和尚行者,但是也都不是真正吃斋念佛的出家人。不少像拼命三郎石秀这样的梁山好汉的身上都或多或少的具有这种充满原始血性的变态人格:疾恶如仇、睚眦必报,同态复仇、嗜杀成性。这样的好汉,在伸张正义的时候往往会把暴力发挥的淋漓尽致,令人拍手称快;而在伤及无辜的时候也绝对不会心慈手软。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之中,只有惩恶扬善的正义之心,却从来没有悲天悯人的慈悲之心,所以,他们并不懂得充分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与价值。总之,善的宗教会净化人的心灵,使得信徒懂得感恩、仁慈、宽容、平等、博爱、自律和忏悔,这是其他政治说教和科学理论根本无法达到的精神高度。所以,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在漫长的繁衍生息过程中,始终离不开宗教情愫,离不开佛陀、老子与耶稣,离不开《金刚经》、《道德经》与《圣经》;离不开祷告、禅定与忏悔;离不开佛、法、僧与神父、修女、牧师;更离不开寺庙、道观和教堂。近日,万达集团的老总王扶林先生捐资十亿善款重修金陵大报恩寺的行为绝对属于高瞻远瞩、功德无量的慈悲善举。请大家不要嘲讽之,而应该褒奖之,毕竟这是出于为广大善男信女营造一个慈悲安详的心灵家园和佛教道场,造福子孙后代的心路历程,这是结善缘的大功德,必有大福报。

 

五、法治人道公正,慎用严刑峻法。

法自古乃系国之重器,应当有节制地谨慎使用。尤其应当发扬其“惩恶扬善、扬清抑浊”的司法功效,亦彰显其“维护人道、扶危济困”的博爱精神。故建议立法机构多制订体恤民生疾苦和保障财产自由的人性化法律。自古至今,乱世用重典,而太平盛世则应该宽宥刑狱,当今社会属于和平年代,理当慎用严刑酷法,实施仁道之治,这样才能够适应当前社会的发展需求,取悦于民,造福于民,赢得人心向背。法律不在繁多,而在公道;法制不在威猛,而在宽仁;法治不在管制私权,而在监督公权。人性化的法治管理模式,体现出法律刚柔相济的特征,善待民生,柔性执法,有利于化解日趋激烈的社会矛盾,有利于缓和官民之间的紧张关系,有利于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和恶性竞争,有利于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均衡与冲突和解。总之,法律悲悯苍生,执法事半功倍,还能让政府博得一个施行仁义、乐善好施的好名声,何乐而不为呢?为了国泰民安、盛世和谐,我们必须建立和完善一套公平高效的法律制度和司法体系,结合中国古典儒家政治的人治和德治的传统,借鉴西方现代的法治精神和人权理念,构建一个崇尚公平正义的法治体系,建立一套惩恶扬善的法律制度,为了社会的井然有序、经济的均衡发展和国民的财产自由保驾护航,让每一个国民都沐浴在法治阳光的庇护之下。在中国的领土上,没有弱肉强食与财富掠夺,没有相互欺凌与权力压迫,没有恐怖活动与暴力犯罪,没有尔虞我诈与龌龊交易,没有敲诈勒索与诬告陷害,没有刑讯逼供与冤假错案,官吏奉公守法,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几乎降为零!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这样的国度将是一个和谐共荣的文明社会和礼仪之邦,这样的人民将会是世界上最有教养,最有尊严,最有风度,生活的最体面的现代文明人类。国民须知:法治兴,则文明昌;法治亡,则文明亦亡。

 

六、倡导科学的发展观,给功利主义降温。

孟子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中央政府应该增强忧患意识,居安思危,雷厉风行、率先垂范,精简预算,缩减开支,减少赤字,避免浪费。尤其要告诫地方官员不能盲目攀比经济增长率,不能盲目追求GDP,不能盲目创造政绩工程,不能盲目制造形象工程,不能引导老百姓盲目追求短期利益的富裕指数,不能为了脱贫致富不择手段、竭泽而渔,破坏生态环境,甚至饮鸩止渴,贻害无穷,更不能为了短期利益横征暴敛、苛捐杂税。只有各级政府在执政过程之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政府倡导的科学发展观,才能真正促进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为官之道,造福桑梓,这是根本,放眼今日,个别地方官员舍本逐末,放弃根本,在官言商,物欲横流,与民争利,激起民变,这是本末倒置,适得其反。这种不正常的为官之道也会导致其御下的百姓纷纷仿效,利欲熏心、见利忘义、唯利是图,社会风气日趋堕落,引发官民之间的利益冲突在所难免。所以,在无为而治的黄老哲学指导下贯彻“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惠民仁政的西汉“文景之治”对于我们当世的“科学发展观”的国策而言存在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和宝贵经验。希望中央政府对于个别地方政府所奉行的盲目发展,盲目攀比,盲目扩张的发展战略进行重点监控和监督指导,以防止少数地方政府为了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升迁利益而劳民伤财的工程项目继续上马,从而导致没有节制地挥霍浪费纳税人的钱财,侵犯群众利益的事件频繁发生。监督权力滥用,防患于未然,避免百姓利益遭殃,也从根本上降低和减少群体性事件日趋泛滥的发生概率,真正落实执政为民的政治理念,以促进当代转型社会的和谐稳定与长治久安。

 

综上所述,唠唠叨叨皆出自鄙人这个曾经自诩为“有识之士”的一介布衣的忧心忡忡的肺腑之言,但愿能够引起有关领导的关注与重视,在执政期间拨乱反正、矫枉过正,或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以利国利民,造福社稷,利在当代,功在千秋!则国家之前途命运甚幸。

 

张星水  20101112 书于紫竹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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