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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应该让路
发布日期:2014-8-26  浏览次数:1935

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应该让路

                                                             摘自《凤凰周刊》文/特约撰稿员 冼岩

    萧功秦先生在其题为《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六次政治选择--从清末改革到邓小平新政》的著名演讲中指出:不同时代的政治选择大体上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各种内外客观条件的压力和制约,二是人们对于富强的各种主观的理解,三是人们在当时可以借助什么样的政治资源来形成他们的政治战略。萧先生强调:"人们的价值观念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了他们做出的政治选择"

    证诸史实,萧先生的论证是有力的。价值观念、尤其是"人们对富强的主观理解",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成为许多人在20世纪反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理由,其佐证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对历史的改造作用。但是,这种观念决定论或者说文化决定论忽视了一点:观念本身也非自在之物,它同样受制于客观反馈,同样要由具体的历史条件决定。

    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一定的思潮观念可以占据主流,构成"人们对富强的主观理解"20世纪末东西冷战的终结、苏联模式在制度竞争中的彻底失败这一历史事实,使自由主义思想成为当代主流。中国取法西方的改革开放进程也强化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主流化趋势,按照自由主义者王思睿先生的说法:自由主义在中国已成为学界主流,在民间也占据"道义优势",已经"征服和整合了民心"

    主流思想一旦成形,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支配人们做出的政治选择"。正是由于以西方模式为范本的自由主义思想已成为当今中国主流,它所推崇的并不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目标模式已经深入人脑、已经"征服和整合了民心",政治改革一旦启动,必然指向西方模式,而且还可能不会服从预先设计的主观方案或政府、民间某些人的操控,而只会遵循它本身的逻辑,加速奔向理想中的目标终点。思想基础就像社会进程的程序软件,政治进程只要启动,它就会遵循思想为其早已设定好的程序。政权力量只能控制硬件,决定启动与否,无法左右启动后的进程走向。

    今天,自由主义所推崇的宪政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的不适应症已成为一种国际性普遍经验。大量后发展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是昙花一现,就是淮橘成枳、徒有其表。但是,观念的力量胜过了这一切,压倒了对这些实际效应的反思。反思当然也在进行,但在新的、有挑战性和竞争力的道路选择形成之前,自由主义仍然会占据主流,左右人们的政治选择。 正是在这种旧的主流方案(自由主义)不适用于中国国情、新的有竞争力方案尚未成熟的情势下,中国的政治进程陷入了这样的僵局:改革,社会缺少温和、渐进的思想土壤,必然趋向激进;不改革,政治落后于社会进程越来越远,它不但会桎梏社会其它方面的自发演进,也会不断强化社会结构的刚性,使进一步演进的试错空间越来越小。于是,中国遁入了被外界称之为经改先行、政改不行的"跛足"模式之中。倾心于西方模式的"民主即行论"者总是责怪政府僵化保守,不敢启动"实质性"政治进程。他们不知道,正是他们自己照搬自西方、不适用于中国国情的激进目标及其理论使改革难以成行。热衷于推动政治改革的知识分子,却无力为改革设计一条可以稳妥渐进的道路,而只能指着不切实际的目标大喊"快启动",启动后却只能任由思想和社会的力量将运动加速推向极端。这样的改革,只会致中国于动荡和灾难。

    而另一方面,也正是由于认识到一旦政治改革启动,局势就将不由自己而只可能由"征服和整合了民心的"自由主义主导,所以执政者迟迟不敢启动哪怕是较为温和的改革。没有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政治家,敢于启动一场进程不受控制、结局难料、同时有很大可能要以失败收场的改革。

    国似乎正在走上清末的老路,正在步入历史的轮回:对激进改革的后果预期使改革寸步难行,拖延改革又使结构刚性越来越严重、试错空间越来越小、延误改革时机。破茧而出的唯一突破口,只有改造思想土壤,让温和渐进、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理论主张占据主流,"征服和整合民心"。历史上任何成功的改良,都是由执政者主动选择的。当局势迫使执政者不得不改时,改革往往已丧失成功可能。因此,只有改造民众思想,才能改变人们(尤其是执政者)对于改革的理性预期,渐进改革才在客观上具有可操作性、在主观上可能被执政者所选择。倡导温和、渐进的改革目标和路径,会不会被既得利益者利用作为保守现状的工具?着眼于避免改革极端后果的方案,会不会使改革本身丧失动力?这是急于改变现状者担心的问题,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改革的需要,根植于中国社会的现实进程之中。无论是内部现实问题的层出不穷,还是外部制度竞争的压力,都使政治改革成为一种迫切需要。迫切的需要却被强行压抑,是因为存在另一种更迫切的需要、另一种更严重的隐性危机:保持基本稳定的需要,对于政治转型过程及其极端化后果的担忧。

    因此,政治改革能不能启动、中国社会能不能走出现实僵局和历史轮回,就在于能否出现新的、有竞争力的温和渐进的政治理论和主张。这种理论要在观念和话语上战胜自由主义,赢得民众,成为新的思想主流,为改革犁出温和适宜的思想土壤,为社会进程设置新的内驱程式。真正的思想创造是"从问题到主义"、而不是"从主义到问题";是从社会现实问题出发、探讨有效解决方案并系统化为理论,而不是从先验理论出发、由观念到问题演绎出结论。

    但是,人类社会迄今的经验事实,是否足以在中国支撑新的、立足于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温和理论成为获得广泛认同的思想主流?

    经验世界迄今为止所提供的答案是含糊的。一方面,苏东转型的大幅震荡和碰碰磕磕、民主宪政在发展中国家的普遍不如人意、中国独立于西方政治模式之外的长期发展,支持理论界进行新的道路探索和理论建构;另一方面,由于当今世界先进国家无一不在自由主义的模式规范之内,这又使得经验无法否认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模式是迄今为止最完满成熟的政治形态。其它的道路选择,只能支撑起较低的、或者说较为近期的目标。就观念世界本身而言,观念也具有追求终极答案的倾向性特征,关于近期目标的理论不可能成为终极性理论,因此也不可能被普遍认同和接受,更不可能战胜终极性理论成为主流;它最多只能作为终极性理论的一种附庸而存在。因此,新权威主义者如萧功秦,也不能不认同自由主义模式为长期目标,而将其权威主义主张降格为一种路径描述。

    在此,历史凸现了理论需要与实践需要的深刻矛盾:理论的观念属性要求其具有终极性,即要求建构出在对象范围内无所不包、圆满自洽的逻辑体系;实践要求渐进,要求每次推进都只以阶段性目标为目标。但在开放性政治进程中,真正能"征服和整合民心"、掌握群众的只会是终极而不会是阶段性目标。因此,在竞争性政治博弈中,政治改革易于被导向终极性目标,使改革告别温和和渐进,转向激进和极端。改革指导思想与现实需要的不相适应,可能是近代以来取法于西方的中国政治改革无一不以失败收场的重要原因。要启动政治改革,就必须改造思想土壤,建构新的、能够为国民普遍认同的温和型意识形态。困难在于,怎么处理理论所要的终极性与实践所必需的阶段性的矛盾。

     出路可能只有两个方向:要么将一种关于中期阶段性目标的理论提升为终极性理论,完全告别西方范式,在理论上走出一条新路;要么根据中国现实需要为宪政民主目标量身定制一种初级阶段理论。不管朝向哪个方向,新理论纵然可强调对于中国的适应性,但都不可能否认另一种模式(自由主义模式)对于其它国家的适应性。两种模式并存,制度竞争的压力就始终存在,因此,任何挫折都可能导致自我否定。对于起点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来说,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上尝试新的道路,背负的压力将远远大于竞争对手。

    如果将思想本身作为影响历史进程的客观因素之一来看待,从客观条件考量,思想基础温和化的难题似乎无解,中国似乎怎么也无法走出"要么等死,要么找死"的历史怪圈。正因其难,历史在此处才反复轮回。不甘于悲观宿命的中国人唯有发挥主动性,以人类理性一搏历史宿命。理性应该首先体现在集中了全社会大部分资源的执政者身上,执政者应该以国家力量介入,致力于新的、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温和意识形态的建设,同时要致力于为这种新意识形态提供事实上的说服力。理性也应该体现在担负着民族理性传承的知识分子身上,由于古今中外的一切经验都表明,只有温和的改良,才能实现成功转型,激进必然导致动荡,中国再也经不起动荡;因此,保持温和、渐进的理性,并将之传导给民众,应该成为分属不同意识形态阵营知识分子共同的自觉担当。最后,中国命运的改变更需要民众的理性,任何意识形态,只有赢得群众,才能形成物质力量,才能影响中国未来。也只有在各方面的理性配合下,才能把作为终极性理论的自由主义请下神龛,才能使从中国现实问题出发、将阶段性目标作为方案核心的理论成为思想主流,中国的政治改革进程才可能在温和、渐进的思想土壤上有序演进。

    所以,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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