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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之
发布日期:2014-8-25  浏览次数:2889

李慎之

 

     

 

   “慎公”,是中国知识界、思想界对李慎之先生的共称。这位博学通识、铁骨冰心的学者,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却并无专著问世,也没有研究员、教授之类的职称。他自1990年后方重新从事著述,平均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产量不能算高,然而几乎每一篇出来,都能不胫而走,成为思想界的新话题,引起议论纷纭。


  慎之娴于国际问题,先后曾任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的外交秘书或助理,他的一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可谓经历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同时,对身处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进行了前瞻性的思维。
  追求民主自由,投奔革命
  李慎之生于1923年,即“五四”运动后的第四年。他的父亲参加过辛亥革命,曾任《申报》、《新闻报》驻无锡记者。慎之生于小康之家,幼时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教育,又拜新文化运动之赐,得以亲炙西学。在念中学时,便接触到西方的宪政民主思想。慎之回忆,有一位中学老师,是无锡的革命元老,给他们开《公民》课,阐明政府的权力与责任、个人的权利与义务,对他影响很大。这时他已读完了《史记》、《资治通鉴》等中国史书,但看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宣传马列的书籍后,觉得以五阶段来划分历史、用两阶级来区分人群,是中国古书所无。时代风潮所至,使他逐渐对马列主义、对西学发生兴趣。


  1941年,李慎之18岁,考入燕京大学读经济学。只念了3个月,就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加上肺病而失学。
  美国的参战,使抗日战争出现胜利的曙光;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开始出现裂痕。为了争取群众,两党在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斗争十分激烈。是民主,还是独裁?这将直接决定人心的向背。此时党的新闻宣传机构,如《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发表了大量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美国人民的理想与民主精神》等文章,矛头直指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和新闻封锁,赢得了包括众多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民心。
  失学的慎之先是跑到重庆自流井曙光中学教《公民》课,一边教书,一边宣传马列,半年后,遭特务追捕而跑至成都,找到了共产党,后调入重庆新华日报社工作,成为上述那些文章作者的同事。这些文章,慎之都曾一字一句学习过,也宣传过。他回忆,他在学生时代领导学生运动,这些文章就是他们的口号与纲领。
  倡言政治改革,被打成“右派”
  1949年,在天安门广场陪同苏联外宾参加开国大典观礼的李慎之,心潮澎湃。
  这时的他,已经是中共党内的“意识形态专家”了。他在新华社编辑专供领导人看的《参考资料》,他的才华使他成为周恩来的外交秘书,陪周恩来出席过日内瓦会议、亚非会议,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
  在赫鲁晓夫有关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传出后,1956年10月发生了波匈事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之震惊。毛泽东想到,他所得到的有关消息都是从《参考资料》里来的,就派秘书林克向新华社国际部的正副主任王飞、李慎之了解看法。两人大谈苏东问题,主张“革命之后应当搞一点改良主义”,慎之更提出“应当成立宪法法院”,“小学中学都要设立公民课或宪法课,新中国每一个公民都要清楚自己的权利与义务”等主张。
  1957年,李慎之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
  回忆这段历史,李慎之指出,反右派运动是“中国的大逆转”。他分析道,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直接孕育了大跃进。以后就是农业大放卫星,工业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红遍全国。大跃进的失败则导致了1959年初的反右倾斗争,和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到“文革”结束时,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远远落在了30年前被中国打败的日本的后面,甚至落后于所谓亚洲“四小龙”。
  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
  毛泽东逝世后,务实的邓小平与全党一起,拨乱反正,彻底否定“文革”,深入反“左”,逐渐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推行四个现代化。鉴于历史教训,1980年8月,邓小平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专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邓小平指出:过去所发生的种种错误,固然与党的领导的思想、作风的错误有关,但更严重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我们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要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就必须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着手进行改革,从制度上确保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这才是当务之急。
  1979年邓小平访美,决定起用当年周总理用过的随行人员,仍是“右派”之身的李慎之被找了出来,成为邓小平的外交助理。途中,慎之向小平请教为何要开放,开放为什么主要向美欧开放,小平回答说,跟着美国的那些国家都富强了。(见李郁回忆文章)
  从美国回来后,组织上给他摘掉了“右派”帽子,恢复了党籍。
  作为笔杆子,李慎之主持了党的十二大报告国际部分的起草。有论者指出,这个报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中国的“国家利益”,并明确提出不与任何大国结盟,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时这一报告被海外认为是中国拉开与美国距离、放弃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统一战线,进行等距离、全方位外交的宣言。
  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为第一任所长。1990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位子上被免职。
  提倡全球价值和说真话
  对国际事务的熟悉和洞见,使李慎之成为中国最早具有全球化眼光的人之一。他多次撰文批评李光耀的东亚价值观,认为李的儒家价值观落实到现代政治上就是有强烈的宗法制——家长制色彩的尊尊亲亲的专制主义。李慎之认为,只有经济的全球化而没有人类基本价值的全球化,这个全球化就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是没有资格称为全球化的。
  1998年,他在一本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在人类认为有价值的各种价值中,自由是最有价值的一种价值。”“发轫于北京大学的自由传统在今天的复兴,一定会把一个自由的中国引进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而且为世界造福增光!”
  李慎之认同的自由是指15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所宣告的理想社会中的自由,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对自由的一种贴切的表述。李慎之认为:只有全社会多数人基本上都具备了这样的态度,这样正确的公民意识,这个社会才可以算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这个国家才可以成为一个法治国家。
  1990年代初,中国有关“姓社姓资”的争论不息,改革开放的步伐也一度受到影响,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这种局面才有所改变,慎之认为邓小平此举扳回了一局。但此时在一些知识分子中盛行犬儒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慎之认为,坚持现代化导向,走世界主流文明之路,必须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
  工作的性质,使慎之比一般中国人对苏东国家的情形有更多的了解。所以他很容易接受捷克作家哈维尔的看法。自马基雅维利以来,西方政治一直把政治定义为权力的游戏,哈维尔却提出以道德、以良心作为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慎之这样介绍哈氏的观点:
  他惟一的主张就是人人凭自己的良心说真话,做实事。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
  历史学家刘志琴先生评论道,能不能讲真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大难题,否则何以有那么多秉笔直书的史官遭受迫害,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建国后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一批又一批因为讲了真话的人打成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讲真话的下了地狱,讲假话的就青云直上。此种假话还形成理论,像林彪所说的,不说假话就办不成大事。此种教训之深刻,足以使中华民族刻骨铭心。慎之晚年大呼以民主的生活方式来代替非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吗?
  慎之谢幕在SARS肆虐中华的当口,4月20日,渎职的高官被撤换,有关疫情的信息被公开,这些果敢的决策赢得民众普遍的拥戴,也表明只有讲真话,只有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
  综而言之,贯穿慎之一生的,是对其理想的追求,他早年加入共产党,可作如是观,壮岁提倡政治改革罹祸,可作如是观;暮年提倡讲真话,以及对朋友说“我李慎之如果能再活一次,年轻时还会入这个党”,也可作如是观。
  他生前的一个遗愿是编一套中学公民课本,十二册,备六年十二个学期用。他说:“如果一个人还能有下一辈子,那么我的最高愿望是当一辈子公民教员,因为我知道在我们这个国家,要养成十来亿人民的公民意识,即使现在马上着手,也至少得一百年或五十年才能赶上先进国家。”

  悼念慎之
  诘难主流文明与普世精神者尝言,那些东西在中国的民族传统中没有根基,是在中国找不到锚地的舶来之物,中国的出路在于或另辟他途,或回归本土。然而,慎之先生用他的一生有力地证明了一个相反的结论。慎之先生本人即是普世精神的本土楷模。慎之先生以他的一生为一个案,证明了他在《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序中所伸张的,主流文明与普世价值虽非中国几千年文化中固有的传统,但是来到中国就会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融和。慎之先生的言行在当代中国的思考者中间所引起的强烈反响,可见先生之道不孤。
  ———刘军宁
  中国知识界在八十年代有了一道“说真话”的题目。巴金提倡说真话,于是有《真话集》,其实那是小学三年级程度的真话,这种真话用的是记叙文的方式,说的大抵是关于个人的事情,一点回忆,一点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经闹得不得了了。但这并不能说明巴金的真话之真有很高的程度,只是说明我们的程度更低,此前只是“文盲”,几十年盲人瞎马的过来罢了。萧乾也说是要说真话,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说真话”的说法,加上“尽量”两个字,明显地后退了一步。在关于哈维尔以及别的文章中,李先生恰好也提及说真话。他赞誉王国维、陈寅恪的是“惟真是求”,不趋时媚俗。真话是分层级的。如果说王陈二位的真话不出学术的范围,那么李先生的真话则是超学术的;“真”的程度很高,这不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容易做到的。
  ———林贤治
  现代中国,“理想”在许多场合成为克人纵己只赚不赔的游戏,如明儒黄宗羲所言“使天下人不得自私,不得自利,而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慎之先生正是这种伪“理想”之敌。而古今有贤者焉,穷则兼济天下,为无权者之权利知其不可而为之;达则独善其身,以有德者之德行能强使人而不强。慎之先生正是这种真理想之友。
  ———秦晖
  著名学者李慎之先生,于2003年4月22日上午10时05分,在北京协和医院因老年性肺炎不治逝世,享年80岁。 朱厚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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