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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岩——揭开舆论背后的隐秘
发布日期:2014-8-11  浏览次数:2611

揭开舆论背后的隐秘

 

作者:冼岩

 

在西方社会,舆论被称为“第四权力”,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而在与西方国情有着诸多不同的中国,舆论又有着怎样的力量,内部有着什么样的作用机制、遵循何种规律?刚刚过去的唐慧诉永州劳教委一案,为我们揭开了神秘一角。

 

717日,广受舆论关注的唐慧案完成终审判决,唐慧胜诉。这一结果,既是国民个人的胜利,也是中国沿着法治道路向前迈出的一小步。但与此同时,一些原来被刻意隐藏、对唐慧不利的事实也逐渐“解密”出来:唐慧女儿的卖淫并非完全是被迫;唐慧本人收受巨额捐赠却处处装穷,而且谎话张口就来......应该说,唐慧及其家人的这些个人瑕疵,并不能掩盖此案的进步意义,正如在此前后,同样是广受舆论关注的李天一涉嫌轮奸案的被告方质疑原告是“陪酒女”,即使质疑属实,也不应影响该案的司法结果一样。

 

真正令人震惊并值得深思的是,在此前铺天盖地的案情和相关背景报道中,为什么对唐慧一方不利的信息被完美“屏蔽”?此案拖延长达7年之久,长期处于舆论关注的中心;几乎所有的主流媒体和门户网站,都参与了对此的报道和评论,以个人身份介入的网民和公共知识分子更不计其数,为什么此前一直只有一面倒的信息和声音?是什么样的力量,操纵了这一切?在信息技术、市场机制和多元观念日益进步的今天,就算是政府也做不到这种完美控制,那么,这是谁做的?

 

作案者是一个名叫“道德”的无形之物。与法律对人的强制不同,道德是民众内心自发认同的行为规范,也是最能够引起人们共鸣和认同的心理杠杆。当我们为高尚者的高尚、灾难者的灾难而感动时,这是道德律在起作用;当我们为与我们自身无关的罪恶、贪婪和腐败而愤怒时,同样是道德律在起作用......即使是那些被视为丧尽天良、十恶不赦的人,也逃脱不了道德律的管辖:希特勒曽因鸟儿被折断翅膀而落泪,不少连环杀人犯在被捕后坚称自己是“好人”......可见,道德不但是撬动人心最有力的杠杆,而且它的作用范围最广,无远弗至。

 

正因为道德具有这种功用,所以奇货可居。道德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它辐射人群的广狭。辐射范围越大,力量越强。无疑,现代公共舆论尤其是网络平台为道德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用武之地。网络要形成舆论,必须获得众人的认同和共鸣,此时,诉诸道德成了最方便、最强大的武器。在公共舆论场中,获得支持的多少、争论的胜负,取决于观点与道德的契合度,这已经成了舆论界的铁律。由此衍生出舆论制胜的最直接手段:争夺和占据道德制高点。

 

当一种观点被视为“合乎道德”时,它就能获得很多人的认同和共鸣,成为主流舆论。观点一旦变成主流舆论,就具有一种可以影响社会其他方面的“物质力量”——道德最终需要通过舆论来彰显其威力。正因为舆论具有可以影响现实的力量,所以怀有各种目的的人,都会觊觎它。而俘获舆论的最佳方式,就是诉诸道德。在这里,可以列出一个公式:怀有某种目的的人-诉诸道德-形成舆论-影响现实-达到目的。这就是舆论背后的隐秘。

 

以此来审视唐慧案或类似事件,结论就很清晰了。当某些人试图借助舆论影响司法时(不管他们的动机是正当还是不正当),必然选择诉诸道德。因此,他们往往把自己支持的一方装扮成道德上洁白无瑕的天使,而对立方必然是丑陋不堪的恶魔。细数曾经引发舆论轰轰烈烈介入的各大案件,从多年前的刘涌案到最近的李天一案,无不符合此一特征——一方是圣人,另一方是小丑,而司法总是恬不知耻地站在小丑一边,视明显的是非曲直如不顾,于是舆论不得不挺身而出……虽然在现实生活中,不乏坏人有理、好人违法的案例;更多时候,司法要在是非曲直并不分明的情况下,根据微弱的差异来判别胜负。但是,这不关舆论的事,舆论不关心这样的案件,或者说这样的是非进入不了舆论的视线。胜负要想求助于舆论,必须将案件打扮得黑白分明,是非一目了然,双方在道德上越悬殊越好。这就是此前各媒体和网络纷纷对唐慧们的瑕疵视而不见、略过不提的原因,这也是最早曝光唐慧“私德有亏”的《民主与法治》记者廖隆章认为唐慧背后有一个强大操作团队的原因——有形的团队未必存在,但参与报道的各方,都怀着共同目的,又都明白道德律在舆论场中的微妙作用,因此不约而同作出了相同选择。就像有一只类似市场机制的无形之手,无声无息地统筹、协调、安排好了一切。可以说,在一个开放的公共平台上,言论社会形成了一种“类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核心是价格,而舆论机制的核心是道德。

 

道德不等同于理性,它更多地是代表理想主义而非现实主义,所以常常表现为情绪化而非理性化。清华大学副教授易延友在谈及李天一案时说,“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这话显然是对的,正如杀贪官比杀好官危害小一样,这里谈的只是危害之大小,而不涉及量刑之轻重。但就是这样一句大实话,因为触犯了围绕李天一案已经形成的舆论场之道德律,于是群情激奋,易教授后来不得不公开道歉。毫无疑问,当这种不理性的舆论情绪指向现实、行使舆论监督的职能时,可能酿成不好的后果。

 

以舆论监督司法为例,司法需要民众透过舆论进行的监督,否则,司法独立就会变成司法独裁,离正义越来越远。关键是如何保证舆论监督的理性,仅仅要求舆论不要诉诸道德、不要搞道德审判、而应该站在法治的角度看问题,这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舆论有它自己的规律,道德是它的核心内容。真正能够作出改进的,是要求舆论在作出评判和结论之前,必须提供全面而非片面、完整而非选择性的信息。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也是舆论行使监督的必要前提。自发参与的普通个人或许不易做到,但专业媒体应该而且必须做到。如果提供全面、完整信息,站在全面、完整信息的基础上客观看问题,这样的观念深入人心的话,舆论非理性所可能导致的负面性就会降到最低。

 

从这个意义上说,曽经参与报道唐慧案的媒体应该自省。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不能只批评别人,不反省自己。尽管可能你们的用心是好的,是为了帮助弱者、推动法治进步,但你们对公众提供了选择性的片面信息,误导了公众,你们欠公众一个解释和道歉。正义的尺度并不在你们手中,而是在公众手上;你们只能传播信息,而不能揉捏和截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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