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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水在河北大午集团5•27蒙难十周年纪念会的发言
发布日期:2014-8-11  浏览次数:2995

河北大午集团5·27蒙难十周年纪念会的发言

发言人 :张星水

时间:2013527

地点:河北徐水大午集团礼堂

 

大家下午好,今天我应邀来徐水参加大午集团蒙难十周年纪念活动,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时刻,我也感觉十分悲壮。十年前,孙大午先生经历了牢狱之灾,时光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转眼间十年就匆匆地过去了。六十年一个甲子是大轮回,十年是一个小轮回。我认为今天大午集团举行这样一个纪念活动非常有价值,也非常有意义。

 

回想十年前,我们介入这个案件。孙大午先生和大午集团遭遇涉诉案件之后,孙大午先生卓越的人格魅力和大午集团优秀的企业品质强烈地感染和深深地打动了全国一大批知识界和法律界的精英。今天我看到德高望重的茅于轼先生携夫人亲自到场了。当年,以天则经济研究所茅于轼先生、张曙光先生、盛洪先生和中国政法大学的老校长江平教授为首的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精英们,都对这个案件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和记者,包括今天到场的胡星斗、姚监复、赵牧、胡杰、张明巍、韩福东、杨支柱、童大焕等人,或者因为有事没有到场的保育钧、杜润生、杜兆勇、李曙光、李智英、李晓明、李健、阎雨、周鸿陵、周振想(病故)、张翼、张普随、余樟法、仲大军、鲍迪克、郭宇宽、曹思源、崔永元、崔丽、崔志刚、贺卫方、刘仁文、刘爱君、曲新久、许兰亭、孙国栋、秦兵、王力雄、王俊秀、王振宇、浦志强、魏汝久、陈子兵、杨子云、赵凌、孙达等人,形成了社会公共知识界共同关注这个案子的共识力量,还有很多媒体界的舆论精英都参与了这个案子,客观公正地监督和时事报道,发挥了中国媒体人的理性良知和第四种权力的监督能量,居功至伟。同时也形成了以朱久虎律师、许志永博士和我本人为主的三人法律辩护团队。这个案件朱久虎介入的早一点,我和许志永是中期介入的,我们三人共同参与了在河北徐水的调查取证活动(当时,还有我所在的北京市京鼎律师事务所的顾玉树律师、金晓光律师、王传理律师、薛鸿雁律师、周敏律师、邹杏律师等人也参与了本案的调查取证活动),我与许志永、朱久虎三人还共同参与了在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举办的孙大午案专家学术研讨会,共同参与了本案与地方当局的协商谈判活动,我们三人还分别与杜兆勇、胡星斗、李智英、孙达等人联合行动,先后两次向全国人大和国务院上书要求针对刑法176条和国务院247号令进行司法审查动议。在法庭上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相得益彰,慷慨陈词,义无反顾,共同为孙大午先生和大午集团做了庄严神圣的无罪辩护。回想十年前的悠悠往事,至今仍旧历历在目,今天又来到大午庄园参加纪念活动,故地重游,心里真是百感交集,既激动又悲壮。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孙大午先生经历了无妄之灾或者说牢狱之灾后,又重现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大午集团东山再起再创辉煌,谱写了中国法制史上的奇迹和中国经济史上的奇迹。这真是两个奇迹,一般的民营企业家遭遇了司法冤狱后,往往一蹶不振,或亡命天涯或把牢底坐穿,或者是逃到海外改弦易辙,苟且偷安。但孙大午先生把坏事儿变成了好事儿,正可谓是:不经历风雨,怎能看见彩虹?这也再次印证了多难兴邦的道理。苦难是一笔财富,2003年的蒙难事件对于大午集团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必将载入史册。

 

在我们办案的过程中,要感谢的人非常多,包括:孙萌、刘平、靳凤羽,他们在十年之前大午集团的非常时期,临危受命,奔波劳顿,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为了稳定企业的局面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当然还有很多大午集团的员工们,那时候也在坚守岗位,大家齐心协力,同心同德,没有自暴自弃,更没有逃之夭夭,全力协助律师团办案,坚信孙大午是无辜的,相信大午集团这个品牌是打不垮的。正可谓:家贫出孝子、板荡识忠臣。一个民营企业能够拥有这么多忠贞而又优秀的干部员工,无疑当属大午集团的最为宝贵的无形资产和财富。

 

另外,我想借此机会也与大家分享一下我对于社会、人生、法治的一些粗浅认识和看法。首先谈到的是社会,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充满了平等友爱、互相关怀、互相关爱还是充满了尔虞我诈、互相欺负、弱肉强食、以强凌弱?这是值得反思的。我们倡导的社会,应该是一种自愿买卖、公平交易、诚实信用、等价有偿,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尊重、理解、互信互爱,充满了真诚友善,而不应该是相互伤害,以恶报恶,以暴易暴的丛林社会。所以我觉得这个社会首先要有一股正气。我为什么很少上网?因为我一上网就感到很纠结、很矛盾、很茫然,因为我知道这个社会的主旋律不是互联网中的花边新闻或者是娱乐明星的乱七八糟的江湖绯闻,当然这些也是有必要的,也是一种公众需要,但是这些东西并不能代表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我觉得这个社会应该鼓励勤劳创业,真诚友善,心存感恩,仁者爱人,不以强凌弱、以势压人,这个社会需要公正的秩序,而这个公正的秩序必须首先要有一部良好的宪法,和维持宪法理性运转的良好的国家机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宪政。最近社会上传言中央文件现在规定“七不讲”,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谈宪政了。但我们可以讲人权,讲法治。我觉得人权至少要包含财产权和人身权,财产权是公平神圣的权利,私人财产是受宪法保护的,不能被随意剥夺和侵犯,公权力不能以计划经济管制模式来对其作出指控和裁判。就十年前这个案件来说,我始终认为孙大午先生和大午集团的运营模式和集资模式是合法的,是无罪的。所以我的辩护词是从法理的角度给孙大午先生做的无罪判决和无罪认定,尽管在学术上存在争议,但是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当时学术界资深的理论家邓正来先生(已病故)针对这份辩词向我表达了由衷的祝贺,他是知名的大教授,翻译过不少世界经典思想专著,其中包括哈耶克的经典名著《自由秩序原理》,邓正来教授因为这份辩词亲自给我写了私信,让我诚惶诚恐、受宠若惊。从骨子里讲,我是十分认可大午集团这种经营模式的,有鉴于此,茅于轼先生对于经济自由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论断也让我由衷地钦佩。的确,中国社会的管制太多了,对于金融活动、对于社会秩序和市场经济的管制太多。这种公权力的介入不是服务于你,而是压制你,甚至压榨你,伤害民财,与民争利。公民的权利是包括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对财产权自由流通的限制就是一种侵犯人权的体现。公民之间遵循意思自治的原则,从事等价有偿的市场交易,只要没有破坏市场公平与社会秩序,只要是双方认可的交易,没有引发灾荒饥馑,没有引发社会动荡,那就是公平合理的。我借此机会,借着大午集团这个会场,对于由茅于轼先生领导的天则经济研所和茅于轼先生创造的人文经济学会再次表示由衷的敬意!他们在中国敢讲真话,敢做真事,一贯倡导经济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尤其是茅于轼老师坚定地秉持“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的处世理念,多年来,始终如一地恪守公共知识分子的理性与良知,身体力行,知行合一。难能可贵的是他所在的民间学术机构在经费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坚持做了许多有利于社会公益的善义之举,他真是李慎之思想当之无愧的继承者和发扬者。

 

再说法治。有人认为法治就是公权力管制,这是非常错误的观念。真正的法治是公权力被限权,而公民的思想和行动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也就是说政府不应该管事儿太多。孙大午先生在十几年前就说出他的梦想,不希望看到“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的社会现象,因为这样容易滋生权力腐败。我觉得孙大午先生说到了问题的实质和要害,真是画龙点睛的智慧之见。他在十几年前就认识到这个问题,这就是我认可孙大午先生价值观的一个主要判断。中国现在政府公权力主导的行为太多了,政府太大了,不是服务型的政府,而是一个庞大的管制型政府。这样的法治不是一种健康的法治,更不是一种尊重人权的法治。所以我觉得法治首先要限权。吴思先生指出,官家主义一旦滥用将会对于民间财富、公民私权和民本主义构成一种侵害,孙大午案件就反映了官家主义对于民本主义的伤害,这种侵害是披着合法的外衣,打着维护金融秩序的幌子进行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反法治的,是反自由的,更是反人道的。所以,我始终认为孙大午和大午集团是清白无辜的,更是无罪的。正如茅于轼先生所言:孙大午不仅无罪,而且有功。我相信历史终究会给出一个公正的结论。

 

现在,习近平主席倡导中国梦,那么我也想借此谈谈我的中国梦。今天我来晚了(因为上午在八宝山参加了我的朋友、原全国人大信访局局长李铁流先生的追悼会),所以刘平的慷慨陈词,我只听到了后半段,但内心已经很受感染,后来又听到孙大午先生的发言,他也提到了他的中国梦,想法真的很好,内容也很精彩。而我的中国梦就是这个社会应该是充满良知与友善的温情社会,是政府实施儒家仁政爱民的仁义社会,也是老子“无为而治”自由社会,更是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多元社会,而不是政府权力无限庞大,无限扩张,以官本主义欺负民本主义,以公权力欺负私权利的霸道社会。我觉得现在的社会是个不正常的社会,是个畸形的变态社会。真正的理想社会应该是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和老子所倡导的无为而治,另外还要贯彻西方世界的自由与博爱精神。我和一些朋友经常跟孙大午先生探讨儒家思想,儒家讲究仁政和善治,而反对暴政和苛政,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孟子说: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说明儒家倡导朴素无华的民本主义价值观。除了儒家、道家、墨家的经典思想以外,再有就是法治和限权,用公权力来保障人民的权利,公权力要做的就是保境安民,保境就是抵御外国的入侵,安民就是安抚老百姓,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让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法治的阳光和自由的权利,让他们有工作、生活、择业的权利,过上富裕生活的权利。最近习近平主席说过一句话:把权力关到笼子里。即不能让公权力去伤害私权利,这也正是当前中国的重中之重,培植“风雨可以进,国王不能进”的保护私产的宪政理念。一个仁政、善政、法治、人道的社会,一定是扶危济困、惩恶扬善的社会,应该是好的制度配合运行体制来保护好人善人,惩罚坏人恶徒,而不是用坏的制度惩罚好人,用坏的法律伤害好人。这样的法律要它干什么?法治的理念不是法律越多越好,而是体现仁政善治的法律越多越好,充分释放公民的自由权利,充分保障公民的自由交易权和财产权,这样的法律才是好的法律。我希望中国梦实现以后,不再出现一个叫沙威的坏警察打着法律的名义一直在锲而不舍地追究一个叫冉阿让的好公民,不断干扰、破坏、骚扰,直至把他逼得走投无路,这是《悲惨世界》揭示的法国社会两百年前的司法悲剧。我真诚地希望我们未来的社会里不会再次出现像冉阿让这样品质高尚的好公民被掌握国家公器的坏警察追究法律责任的悲剧案件。法律理应保护好人善人,惩恶扬善,匡扶正义。如果未来的社会能够实现这一点正义,那么我心目中的中国梦也就真正实现了。

 

我的发言完毕,谢谢大家!谢谢孙大午先生!

 

张星水  2013527 发言于徐水大午集团。

记录人:大午集团秘书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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