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磨一剑，石坚重见天日
一桩冤案惊动全国人大 十年坚冰终于被打破
因撰写《我告程某某—— 一个公民与一个省委书记的战争》一书而全国知名的郭光允，1996年，他前脚刚从石家庄看守所226房间被带往劳教所，一个名叫石坚的人后脚就被带进来了。石坚没有告程某某，只是在一次宴会上议论了一下程某某，就被强加给莫须有的罪名，于1997年1月23日判刑10年。他在狱中一直坚持申诉，2003年11月因病保外就医后，继续申诉，以还自己清白。这个案子惊动了全国人大，乔石、朱镕基、温家宝、罗干、王兆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先后作出过批示，按照法定程序重新审理后，河北省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2007年6月25日，宣布石坚无罪，从石坚入狱算起，整整用了10多年。一直为这个案子奔走呼吁的我国著名法学家、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夏家骏说：“这是权与法斗争的10年，是正义战胜邪恶，最终使人权得到尊重和保障的10年，是中国民主和法制进步的10年。”
一场宴会招来横祸 “项庄舞剑”殃及无辜
石坚原名时建强，原任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董事长，香港《中国发展》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国内知名自由撰稿人。他1963年出生在河北省丰南县侉子庄，自幼残疾，自学成才，15岁就开始在《少年文艺》发表作品，19岁兜里揣着三百块钱闯深圳，当时画院销售经理，做过贸易公司代理，当过《蛇口通讯报》记者，又到海南任过公司业务主管，当过《香港世界经济》杂志社首席记者，后来又到北京做过报刊采编，任过《中华儿女》理事会秘书长，并在各地创办过许多经济实体，尤其是在传媒这一领域，石坚以其特有的文笔，采写了大量的中央、省市领导人专稿和宣传投资环境的特稿。善于交往，心直口快，乐于助人的石坚，结识了许多各层领导和各界人士，特别是处于对河北家乡的热爱，写了多排尿宣传河北的专稿，并帮助拉项目，引资金，与当时的河北省委书记邢崇智结交。
1996年春节前夕，也就是阴历腊月二十七，石坚在石家庄亚太大酒店以个人名义宴请了其熟悉的省市领导和住石家庄的军队院校领导，答谢朋友们对他工作的帮助和支持，给大家拜个早年。宴会上没人赠送了一期《中国杂志》杂志，在这期杂志上，有由他采编的河北省领导人专稿，但经多方努力没有采访到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程维高，也就没有他的专稿。在宴席上，有人问起石坚听没听说程维高要调动的事，石坚随口说了，程某某之子程某说过他爸要调到京城升迁之事。有人问起程某这人怎么样？石坚说，程某这个人打着他爸程某某的旗号，招摇撞骗，拉赞助，搞广告封官许愿骗钱。石坚在筹办《中国发展》杂志时，程某想拿钱挂个副社长被他拒绝了。他说程某某早晚会毁在他儿子手里。
宴会之后，有人上报程某某，说石坚和其他参加宴会的领导在酒桌上议论程某某，说程某某的坏话。于是便成立了由程某某掌控的，以省委办公厅督察室主任杨益铭为骨干成员的石坚专案组,找参加宴会的人谈话，其中有原石家庄市广播电视局局长王志平。杨益铭说，我们查的是政治上的问题，你有什么要向组织上交代的吗？王局长吓了一跳，但紧接着问的是，那次跟石坚喝酒，都有谁说过程书记的坏话？谁骂程书记了？王志平说，一我没有骂，二我没有听到别人骂，因为我喝醉了。我一喝酒就醉。专案组立刻派人到广播电视局调查，结果纪委书记给打了证明：他确实一喝酒就醉。
春节过后，程某到北京找到石坚，让石坚给他爸写一份在亚太酒店吃饭的说明材料，向他父亲认个错。对此石坚没有理睬。时隔不久，石坚到神州去采访当时的福建省委书记贾庆林和福建市委书记习近平，住在福州市西湖大酒店。1996年4月18日凌晨，河北省查办石坚案的专案组人员闯进石坚的房间，说河北有点事，你配合一下，便把他寄押到福建省第一看守所。次日乘飞机回到北京，便把他拉到石家庄市鹿泉看守所。第二天，杨益铭对他进行了审问，说你的问题非常严重，把天都捅破了！在这里你要放聪明一点，我们调查了你不只是议论几句，有人证明，你在酒桌上说了程书记的坏话。你宴请的那些领导人也说了程书记的坏话，我们找你不是目的，你心里比谁都清楚，就看你的态度了。石坚说，我没有说过程书记的坏话，别人也没说过。杨益铭说，既然你们没有说过，那你就说说这些人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作风问题，哪怕你是听别人说的也行，只要你说了，我们马上解脱你，何苦替别人背黑锅，在这儿圈着？石坚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专案组为了逼石坚就范，收审期满三个月的最后一天，杨益铭又对石坚说，程书记对你特别关心，只要你说出邢崇智这些人接触，就恢复你自由。石坚说，让我说假话害人，我宁可去死。我要控告你们的犯罪行为。杨益铭说，你就是把材料送上去，上面还得把材料转回来，就是上面来了人，也不会相信你。于是便给石坚戴上了手铐，并且说，这是你不跟我们配合的结果。之后，专案组把石坚转到邢台看守所，一审开庭前，又转到石家庄看守所。专案组非常清楚，搞了石坚三个月没整出东西来，对程书记不好交代，石坚身份特殊，放出去等于放虎归山，给自己找麻烦。于是便不惜耗费巨资数次南下香港、福州、厦门和上海，并多次去北京、大连、咸阳、保定、唐山等地，为石坚罗织罪名。在整个办案过程中，专案组调查了上百人，许多人被他们传唤、审问或关押、威胁甚至逼供信。
原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市场发展部经理习建华说：专案组到北京第一个找到我，把我叫到某派出所，问你认识石坚吧？他有问题，你作为他的工作人员，把他的问题给我们说出来。我什么也没有说。这之后，带着我搜查石坚的办公室，撬开保险柜，还把床垫撕开。他们说他身边美女如云，有没有作风问题？我说没有看到，一次也没有看到。杨益铭把我叫到一个屋，说别不当回事，要想把自己洗清，必须揭发石坚，否则没有你的好果子吃。当时真的吓坏了，一看河北的车号就哆嗦，一接电话看到0311心里就咯噔一声。
原北京皇家丽人广告公司河北分公司经理、石家庄市民营企业家高伟说：1996年4月19日下午5点，一辆小车停在我的车前，让出示驾驶本，又要身份证，武警也端着微冲上来了，把我关进了桥西区派出所，后转入正定看守所。杨益铭、李真（程维高秘书，已被处死）
都审过我。问石坚跟邢崇智什么关系？石坚有什么问题？我说不知道，他们就把材料写好了，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让号里的犯人折磨我：吊鱼-----用嘴在痰盂里吊烟头；看报纸------让你靠着墙，跷着二郎腿模仿坐在椅子上看报纸，但屁股下面却没有椅子，一看就得一个小时；老头看瓜------就是把脑袋塞进自己的裤裆里。我受不了啦，就吞了金项链。杨益铭赶紧往外拽，李真卡我脖子，我咬住项链的链子不撒嘴，这时坠儿已经被吞进去了。最后项链的链子让我咬断了，把牙磕去一个。李真的手也让我咬了。我在正定医院住了7天，让我吃韭菜，最后把项链拉出去了。共关了我8个月。吞链前我给儿子写遗书：一，我是冤枉的，二，我是被迫害死的，三是，我是正义的。
原唐山市副市长王士义说：涉嫌石坚的案子关了我两年零8个月。本来程某某就怀疑我是邢崇智的人，因为我在丰南县当县委书记时，丰南成为全国“百强县”，说是邢书记培养的典型。之后石坚把邢崇智和我一同聘为中华儿女理事会理事，请上主席台，录像让专案组调去给程维高看了，这就更怀疑我们在北京联合起来告他，于是借着唐山一个案子，说我贪污、受贿而被关进看守所，现已获平反。
石坚是个诗人，著名作家关任山、程琳都曾当过石坚助手，任过《中国发展》杂志副总编，因此他们也受到牵连，被专案组找去问话。原河北作协主席、著名诗人尧山壁，因为给《石坚诗稿》作序，被多次追查，但他义正词严，不说一句违心的话。
被专案组调查、传讯和迫害的达上百人之多，其实这完全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了找出说程某某坏话、告程某某的后台。当时中纪委受到许多举报程某某的信。程某某便以为这个后台是原省委书记邢崇智和另外几位省市领导，想从石坚和其他人嘴里打开缺口。但是却什么也没有得到。最后专案组硬给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其后，石家庄市一基层法院通知石坚开庭，这时离开庭时间只有三天。石坚说：我得找律师。法院的人很为难，把人已经关了八个多月，还没有通知家属，让谁给他找律师？石坚说，马上通知我家里，否则我就自杀，这样石坚的家人才第一次正式接到通知，并立刻赶往北京，请了中联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星水。张星水律师连夜赶往石家庄与石坚见面，并到法院阅卷后，认为无罪，决定做无罪辩护。
石坚根据起诉书上强加给他的罪名写了辩护词，指出这是政治迫害。但开庭前20分钟，法院一院长找他谈话，说省领导挺关心你，这次开庭配合一下法院的工作，就事说事，别扯别的，越扯越复杂，走个程序，然后就放你。当时为了获取自由，石坚信了他的话，开庭时虽然慷慨陈词，据理力争，却没有说政治迫害的事。庭审后，律师对石坚说，根据证据，定不了你的罪。但是没过几天，也就是1997年1月23日，专案组强令法院以贪污罪、私刻印章罪、投机倒把罪判处石坚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没收全部财产。石坚说，你们法院把我欺骗了，我是受的政治迫害，我要上诉。
“夏青天”拍案主持正义 全国人大监督被置若罔闻
张星水律师接到一审判决后，上下奔走，收集证据，为二审辩护做准备。这期间专案组找到他说，你要注意自己的行动，说话办事，想好了再说，再办，不要忘乎所以，不要什么事都管，干好自己的差事就行了。张律师说，我的权利就是弄清事实真相，为受冤屈的人辩护，你们没有权利干预。如果我违法，会有法律制裁我。同样你们如果违法，也必须接受法律的审判!专案组不仅威胁律师，而且恐吓证人。张律师见问题严重，就找到了他的老师夏家骏。被誉为“夏青天”的原全国人大常委、现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夏家骏，看完由张星水和石坚亲属称颂的材料后，猛地一拍桌子说，这是一个人为泡制的冤案！我一定要管。
1997年3月20日，夏老以他自己和中联律师事务所张星水及石坚亲属的名义，给当时的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副委员长田纪云和秘书长曹志写了信，声明犯罪事实根本不存在，判决显失公正，要求过问此案。夏家骏还带着张星水，找到了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信访局局长李铁流，并做了汇报。李局长极为重视。上诉期间，信访局数次致函石家庄中院，请他们认真调查，依法公开开庭，再审此案，并报结果。与此同时，夏老与律师一起，三下厦门，九去石家庄，搜集到大量证据。为了确保开庭，全国人大信访局专门向石家庄中院打了招呼，说开庭时我们也要派员旁听。但是石家庄中院在政治压力下没有开庭，于1997年5月15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样愣是把夏老和律师晾在那里了。张星水所带去的七八个准备出庭作证的证人也没有派上用场。
夏老和张星水再次写信给乔石委员长，认为石坚是清白无辜的，恳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能够发挥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监督作用，对石坚一案的错判依法纠正。这次，全国人大打破不关注个案的惯例，由信访局局长李铁流主抓，信访局干部傅文清负责，调来时间的案卷，进行查阅和研究，并且写出阅卷报告，指出石坚案是个错案：一、贪污罪不能成立。判决书说，石坚在任中华儿女杂志社理事会秘书长期间，贪污公款4.8万元。人大信访局阅卷后，从大量的证据中得出结论，石坚不是国家工作人员，理事会也只是个联谊机构，贪污的主客体都不能成立。而且更重要的是，高峰第一次出的证明，证实了石坚是向他个人借的钱，很快就还给高峰了，只是走了一下理事会的帐户。而且还有大量旁证也证明，石坚是向高峰个人借的钱，事后又当着这些旁证人的面，把钱还给了高峰。为了给石坚定罪，专案组刑拘了高峰，诱使其做假证，硬是给扣上贪污罪的罪名。二，伪造印章罪不能成立。阅卷中大量证据证明，石坚委托别人在石家庄刻的一套中华儿女理事会的印章，是经过中华儿女杂志社负责人杨筱怀授权和同意的，并且杨筱怀在石坚辞职后，仍然使用这套印章。但是法院没有采信这些证词，而是采用了否认授权的证词。三，投机倒把罪不能成立。判决书认为石坚采编的《中国发展》杂志是非法出版物，并销售盈利，构成投机倒把罪。阅卷证明，《中国发展》杂志是在香港合法注册登记的刊物，因为案卷中有该刊的注册登记文件，所刊登的全部文章也都是爱国的健康的，杂志全部无偿赠送，没有出售一本，没有任何盈利行为。
全国人大信访局的阅卷报告，不仅指出石坚案是个错案，而且对案件的审理，提出了诸多疑问：此案没有发现任何单位或个人举报、报案，它是有何而来，如何产生的呢？作为本案的主罪贪污罪，理应由检察机关立案侦查，而却由公安局立案侦查，检察院至始至终未参与。而且根据刑事诉讼法，贪污案件应由案发地的检察机关负责，石坚的“贪污”地点在北京，为何河北的专案组在一无举报人，而无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去“办案”呢？显然专案组开始办案的目的不是针对贪污去的，而是有政治企图的。这从案卷中也能找到蛛丝马迹。他们一再询问被传讯的人，“听石坚讲过人事变动的事了吗？”“石坚给你讲过有关河北领导人的人事变动问题吗？”正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才不惜威胁利诱证人，最典型的就是诱使高峰改了口供，让他把给石坚的“个人借款”改成了“赞助款”，于是贪污罪就扣到了石坚头上了。高峰10月18日改了证词，当天就领到了取保候审决定书，这难道是一种巧合吗？高峰在本案中到底是什么身份，是犯罪嫌疑人，还是证人？如果是证人，为什么要被羁押和取保候审？全国人大信访局向石家庄市中级法院提出一系列的质问，最后严肃指出，案件本身已经存在的证明，根本无法给石坚定罪，另外其他证人的证言、证据，也证明石坚无罪，石家庄中级法院认定石坚所犯贪污罪、伪造印章罪、投机倒把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不当，应当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诉讼法问题解释的通知精神，对石坚依法宣告无罪。
石家庄市中院由一名主管告申工作的副院长待人到北京听到了全国人大信访局的意见，表示坚决落实，认真审理，纠正错误。但是另一个主管石坚案的副院长秉承上边的旨意极力反对，与专案组负责人杨益铭串通一气，商讨对策，能顶就顶，能拖就拖，拒不纠正。期间李铁流局长两次到石家庄召集有关方面人员督促问题的解决，却仍然无济于事。后来事情的发展就更加奇特，李铁流被莫名其妙地侧笑了信访局长的职务，傅文清被调出全国人大，石家庄市那个办案有功的副院长却被破格提拔。
对全国人大的监督如此置若罔闻，并在背后搞见不得人的活动，只是石家庄中级法院的力量吗？显然不是，这是当时还掌权的程维高造成的。夏家骏对此看的很清楚，他说，当时程维高还在河北省任职，我访问到的有关人员------主要是法院的有关人员，他们尽管对案子有疑义，但大都欲言又止，讳莫如深，怕遭打击报复。对此我表示理解。为什么审判机关发现疑义，却一压，二拖，三推诿，其中原因只能说明程维高的不正常导致河北省有关部门的不正常。夏老还说，我知道程维高最恨的是我，但他拿我没办法，只能在别的人身上下手。他指的是李铁流和傅文清。
权与法较劲十年 争人权弱者终获胜
由于程某某的权力干预，石坚开始了漫长的监狱生活。这期间夏家骏不但到监狱去看望他。第一次看望时，正值严冬，承德山区冰天雪地，山路打滑，但他还是匆匆赶路，他向看看这个干跟省委书记对抗的年轻人是怎么样的威武强壮？但是站在他面前的石坚各自不高，腿有残疾，与夏老还隔着一段距离，就拼命地够过来，好像孤儿扑向慈父的怀抱，怎奈腿不做主，跳跃着，险些跌倒。这时唯一健康的不是他的残躯，而是他那坚定如电的目光。夏老被这身残志坚的人打动了，说，孩子，坚持住，这案子早晚会平反的。石坚流下了眼泪。临走时，夏老把监区长李庆文叫到一旁，说我这儿有一封信你转给赵文鹤书记。赵当时是承德市委书记，夏老信中也是求他对石坚多加关照的。服刑期间石坚转了8个监狱，每个监狱夏家骏几乎都去过，通过自己的个人影响力，要求善待石坚。他恐怕不能落实，每次都要给监狱领导写字，留下墨宝，以联络感情。他去监狱一是求人从生活上照顾石坚，二是为了鼓励石坚，为争取平反做着持久而艰难的努力。
在看守所和监狱，由于有许多好心领导和干警的关照，给逆境中的石坚以巨大的鼓舞。在鹿泉看守所，有一个他不知姓名的女警官，每当专案组提审他，说话声音高一点的时候，他就过来看一下，防止他们搞逼供信。她还给石坚包饺子吃。石家庄看守所干警白京才为他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教他如何写申诉书。当然也有的干警对他不好，如有一个监狱的管教科长说，你反程书记就是反革命。他辩驳了几句，那科长就动手将他的眼睛打掉了。
2003年11月，石坚因病办理了保外就医手续，走出监狱大门。这时他身无分文，福建省闽星集团董事长庄振声、河北迁安京东管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徐汉有等，在精神上给予安慰，物资上给予资助。石坚通过朋友找到了已获平反的郭光允。自从中央公布了程维高5大严重违纪，其中第3条“利用职权，对如实举报其问题的郭光允同志进行打击报复”的事实后，郭光允成了新闻人物。他接受石坚请求，帮助他找阴法唐。
从狱中申诉到保外就医，石坚争取合法权益的斗争，已经7个年头了，虽然有包括夏老在内的好多人在帮助他，但胜利的天平不向法这一边倾斜，而是歪倒了权力一边。全国人大信访局的建议被搁置后，夏家骏继续奔走呼吁，就石坚案向全国两会提出议案。同时仍然给有关领导写信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夏老说，1998年4月，经我向任建新院长写信建议，最高人民法院终于调卷重审，经过一年多时间，最高院将卷宗发回河北高院重审，但过去了四年有余却仍无结果。1998年11月，我向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家琛建议，最高院不能 “发回”完事，还应派人到河北高院督办。1999年夏，为此案我亲自去石家庄报告中央“三讲”巡视组组长阴法唐，阴法唐认真过问后，电话垂告，原平反审查报告缺了4页。凡此种种，个中蹊跷，八方阻力，法院几次复审，几次维持原判，以我个人之见，这始终是程某某在一手遮天。
面对权力的铜墙铁壁，石坚毫不灰心，他相信，法律定能战胜邪恶，郭光允能够平凡，他也能重见光明。他对老郭说，阴法唐将军“三过”时过问过我这案子，但那时程某某还在位，弄不动，现在还得找他。
郭光允在北京找到阴法唐，说多谢老将军为他平反的事费了很大力，但现在您还得为石坚的冤案使点劲。老将军说，夏家骏为这事找过我，我当时非常生气，说河北竟有这样的事！我以人格担保，我肯定把这事弄个水落石出。可是具体办这个事的人说不知道这件事。后来有新的任务我急着去天津，就把这件事放下了。现在虽然程维高下去了，但他的影响和势力还在。你把材料放下，我好好研究研究。阴法唐给时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白克明写了一封长信，材料详实，有理有据。白书记收到信后，非常重视，认真做了批示，转给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为了使石坚早日获得清白，夏家骏又给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写信，反映情况，呼吁尽快纠正这一冤案。很快温总理和王兆国副委员长的批示就下来了。
河北省政法委书记王其江、省检察院院长侯磊对石坚一案多次协调督促。
2004年11月18日，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刘瑞川在他的办公室接待了石坚，听取了他们的申诉。石坚把一肚子苦水都倒了出来。刘院长说，你别着急，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我会依法实事求是把事情办好的，从今天你跟我见面起，就正式立案了，你耐心等着吧！石坚感到刘院长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人，这个案子有希望了，刘院长对此案极为重视，并亲自阅卷，听取汇报，几次主持召开审委会研究，之后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指令石家庄市中院重新审理。
2007年6月25日，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经过重审，下达了刑事判决书，认为时间不符合贪污罪的主体要件，同时也不构成伪造印章罪，也不符合投机倒把罪的构成要件，尚不构成投机倒把罪。撤销原刑事裁定和刑事判决，宣告被告人石坚无罪，并返还没收财产。
经过10年权与法的较量，作为弱者的石坚终于争到了自己的人权，获得了清白，可以抬起头来，挺直胸膛，面对这个没好的世界了。石坚理解那些在权力的高压下，办错案的司法人员。对于专案组的行为，他真诚的希望，这样的历史不要再重演。
另外，《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关于本案的新闻报道连接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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