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是当代重要的社会问题
——协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保障农民土地合法权益
作者：张星水
熟读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中国历朝历代面临的最大社会问题就是农民的民生问题，而影响农民民生问题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土地，农民手中有了土地，在风调雨顺的时期（历史上的天灾人祸例外），就能够自食其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居乐业。农民一旦失去了土地，就会变成游民（或称之为流动人口），很有可能蜕变成为游离于城市的边缘人和流氓无产者，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和不确定群体，并且在非常的特定时期有可能成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的破坏性因素，这方面的历史教训不胜枚举。
到了当代，虽然世界已经进入了高科技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但是民以食为天，农民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实质就是土地问题，如果农民一旦失去了自己耕耘劳作的土地，他们就会失去自己唯一的生产资料，他们就会成为无业游民，他们就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就会感到生活没有了保障，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由于客观原因没有接受过高素质的专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很难在日趋激烈的城市就业市场之中谋得一席之地。况且，中国社会自从1949年以后长期实行城乡二元差别待遇，事实上，把农村公民归结为二等公民，属于“低人一等”的农民身份，以区别于“地位优越”的城市居民，长期的户籍管理制度把农民牢固地束缚在农村土地之上，农民也不可能享有更多的择业机会和就业出路，更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
而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恢复了农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包产到户的富民政策，使得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30年的承包使用权），从而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使得农民恢复了在自己土地上耕耘劳作的创造力，从而为农民的勤劳致富创造了制度性的保障体系，许多农民依靠种粮种菜接近或达到了小康的生活状况，农村经济一派欣欣向荣。
但是，到了近一、二十年，在中国出现了一股蔚为壮观的经济发展潮流，城市在扩充，市镇在建设，开发区热不断升温，各地政府的豪华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市政建设日新月异，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道路基础设施在不断完善，中高档商品房开发建设在兴旺蓬勃地发展，城镇向农村的扩张速度与日俱增，一点点蚕食乃至鲸吞着农村的肥沃土地和千里良田，开始了城市发展对于农村土地的新一轮的资源掠夺和圈地运动。许多农民再次成为了经济发展的牺牲品和受害者，因为他们手中唯一的生产资料——土地，被一些地方政府和开发商看上盯上，成为了一种稀缺资源，而且往往是被廉价地收购和征用，之后再被高价地出售、转让和拍卖，农民的利益在这一交易过程之中却被最小化，从中养肥了一些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填饱了一些开发商的胃口。而农民手中唯一的土地“护身符”——土地承包证，在政府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批文和强制征用土地公告面前也变成了废纸一张，根本不能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遮风挡雨。
由于强制征地所引发的农民为了捍卫自身土地权益的抗争此起彼伏，成为了近些年来农民维权活动的主旋律，尤其是爆发了一系列群体性事件，甚至是流血冲突。但是，我们遗憾地注意到：个别地方政府打着发展经济的幌子，在经济发展就是硬指标和增长GDP的盲目规划和片面指导下，对于农民的土地不仅不加以珍惜、爱护和保护，却肆无忌惮、变本加厉地开展了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从农民手中大肆掠夺土地资源，进入土地二级市场进行高价出售和转让，从中牟取巨额利益，这种依靠倒卖土地竭泽而渔、饮鸩止渴的做法虽然能够给一些地方政府带来丰硕可观的财政收入和政绩工程上的利益和好处，但是，这样的政府收益是建立在失地农民痛苦和血汗基础之上的欢宴和畅饮，是至广大失地农民根本利益于不顾的野蛮做法，是违反农民意愿的强硬做法，是会失去农民民心和民意支持的愚蠢做法，是违背中央文件三令五申的做法，是破坏中央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做法，是必须予以警惕和遏制的做法，是误国误民的做法，是会可能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的不明智做法。
面对失地农民的坎坷遭遇，面对失地农民的无依无靠，面对失地农民的背井离乡，面对失地农民的流离失所，一些地方官员，你们还会心安理得吗？你们还会在自己的豪华办公室里大谈构建和谐吗？你们还会在自己舒适的寓所之中睡上一个安稳觉吗？你们就真的不怕良心和道德的谴责吗？你们为了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和个人仕途的升迁，致广大失地农民的利益于不顾，我行我素，倒行逆施，是会引发天怒人怨的，是会导致社会动荡的，你们作为共产党的中层和基层干部，究竟有没有把党中央的权威放在心上，难道真的像今年两会上那位年过七旬的忧国忧民的中国农业大学杨志福教授向温家宝总理所直陈的《敢问中国农业发展路在何方》中所列举的“村骗乡、乡骗乡，一层一层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农民利益没保障……保护耕地资源和水资源刻不容缓……农民对中央政策的期盼与担忧……最担忧地方干部截留中央的惠农政策……”等等不正常的现象。这样想来，中国农村未来的情形的确令人堪忧！农民作为社会最底层的公民，虽然人数庞大，但是却是一盘散沙，没有为自己真心实意说话办事的组织和机构，许多村委会又陷入了财务腐败的危机，甚至发生出卖广大村民土地权益的交易丑闻，农民却没有自己独立的话语权，使得农民群体集体失声失语，成为当代社会中数量最庞大的弱势群体。
面对上述困境，敢问路在何方？我认为只有依靠英明的党中央，依靠广大农民，来与个别地方的少数官商勾结的特殊利益集团去进行博弈，运用法制的手段来捍卫农民自身的合法权益，依法、理性地开展土地维权活动，避免使用过激的、暴力的方式去抗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整合农民自身的力量和凝聚力，提高农民的素质和认识，使得他们具备一个法治时代的公民意识，学习法律知识，树立人权理念，抛弃历史传统的精神糟粕，在实践之中不断增强维权的意识和经验，依法维权，为实现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确保中国耕地18亿亩的土地红线的目标而努力奋斗，我愿意做这场反圈地运动的军中马前卒和过河卒子，为失地农民的合法生存权利鼓与呼，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社会理想出力，为促进中央政府倡导的社会和谐尽一份公民的职责。
张星水 2007年9月28日作于北京海淀白石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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