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竞导演电影《大明劫》观后感——吟唱一曲荡气回肠的明末遗恨

作者：张星水

十三陵遗址（摄影：星水道人）

     明末风云，变幻莫测，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令人睹之，百感交集。鄙人仅从明末清初史家汗牛充栋的稗官野史之中摘取只言片语，所谓管中窥豹，略见一斑。下面援引几位明末东林、复社文人墨客的时评，可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事后赛诸葛，可知明实亡于朝廷各种应对危机的决策之错综纷纭与顾此失彼、前朝遗留时弊之积重难返、波诡云谲的自然灾害、岌岌可危的内忧外患、安内与攘外的矛盾纠结与内外夹击、腹背受敌的双重打击下杂糅竟合的危机总爆发。

    论述一、明末复社诗人吴伟业曾为明朝崇祯年间陕西总督孙传庭将军浴血抗击流寇战死疆场的故事所感动，写下了一首哀怨的《雁门尚书行》，诗中对这位生于雁门(代州)的兵部尚书推崇备至：“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盼顾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叱风云生。”诗人借用将军昔日的荣光，来衬托英雄末路的悲壮：急传使者上都来，夜半星侈马流汗。覆辙宁堪似往年，催军还用松山箭。尚书得诏初呻吟，撅起长刀忽长叹。我今不死非英雄，古来得失由谁算？这是一首虽败犹荣的英雄赞歌，令凭吊孙传庭的后人读罢嘘唏不已，怆然涕下。其实，明末朝野上下像孙传庭这样临危受命、栉风沐雨、戎马倥偬、精忠报国的悲剧英雄不胜枚举，让后人再次领略到“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的杜甫咏诸葛丞相的壮志未酬式悲怆与遗恨。

    论述二、明末文人张岱在《石匮书后集•烈皇帝本纪》中这样评价欲在明末满目疮痍的乱世之秋力挽狂澜、希冀中兴的崇祯皇帝：“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形象地描绘出明思宗朱由检的励精图治和殚精竭虑的中兴之梦最终在天灾人祸、内外交困的双重严酷打击之下成为梦幻泡影的悲剧告罄。其实，自“木匠皇帝”天启皇帝朱由校英年早逝之后，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信王朱由检以兄终弟及的身份继承大统，登上大明王朝的金銮宝座，成为九五之尊，这时候的崇祯帝年仅十七岁，尚是弱冠之年，但是他年轻有为，胸怀中兴之志，希望重振朝纲，并很快铲除了祸国殃民的阉党魏忠贤与客氏团伙，并为遭受冤屈的东林党人平反昭雪，一时间大快人心。崇祯帝也踌躇满志，面对前朝积弊，以为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不想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瞬息万变，局势日趋恶化。尤其是朝廷同时面对流寇与外虏的内忧外患与内外夹击，朝廷财力与兵力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对此日趋严峻的危局，崇祯帝也曾经在《罪己诏》中痛心疾首地哀叹道：虏乃三入，寇则七年，剿兵难撤，敌国生心。遗憾的是，崇祯帝虽然深刻地认识到了明朝所面临的双重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切实有效的破解上述难题的行之有效的解决之道，也没有胆识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救国良策，反而铤而走险选择了内战、外战齐头并举的冒险之策，这无疑属于孤注一掷的赌博，这是极不明智的战略。显然，崇祯帝被严峻的形势所困，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囚徒困境”，对此乱象，崇祯帝虽然在《罪己诏》中振聋发聩地发出了“不亟灭贼无以平神人之愤，不追溯乱源无以施勘定之功”的呐喊。但是，由于朝廷缺乏决断力与执行力（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最终明思宗只得选择独善其身，做一个符合儒家道德规范，严于律己的好皇帝，在紫禁城大内圣虑眷眷、减膳撤乐、麻衣素食、敬天法祖，夙兴夜寐，殒命殉国。令人扼腕的悲剧故事：一个宵衣旰食、殚精竭虑的好皇帝，由于生不逢时，却不幸沦落成为了亡国之君。毋庸置疑，这不仅是大明末代皇帝朱由检先生个人的小悲剧，也是家国天下之下亿兆大明朝子民的大悲剧，是华夏天下苍生的大悲剧，1644年的甲申之变无情地上演了顾炎武、黄宗羲之辈所最忌惮的既亡国又亡天下的最糟糕的历史结局，让中华国运陷入了万劫不复的历史深渊。

    论述三、明末学者夏允彝在《幸存录》一书中论及明末朝臣的党争之劣时这样慨叹道：朋党之论一起，必与国运相始终，迄于败亡者。以聪明伟杰之士为世所推，必以党目之。于是精神智术，俱用之相顾相防，而国事坐误，不暇顾也。且指人为党者，亦必有党，此党衰，彼党兴，后出者愈不如前。一言以蔽之曰：当袁崇焕之狱起，攻东林之党，欲陷钱龙锡以遍织时贤，周、温实主之。（周、温即分别指：周延儒、温体仁两位曾经担任过崇祯王朝的内阁首辅）。深切地揭示了明末朋党之争给朝政造成的灾难性恶果。故有明史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明朝看似亡于流寇与满清，而实则亡于朝野党争之祸。此言不虚，祸国的阉党、清高的东林、擅权的浙党等诸派门户之争，实为朝廷内耗，大伤元气。对此窝里斗现象，崇祯帝虽然亦明察之、矫正之，但收效甚微、驾驭乏术、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明末朝中文武百官、大小臣子之间颐指气使，结党营私，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阳奉阴违，互相攻讦，尸位素餐，徇私舞弊，招权纳贿，欺君罔上，内斗内行，外战外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正可谓：安内攘外无策，富国强兵乏术，实乃亡国之兆也。故明思宗在煤山自缢殉国的遗待诏里对文恬武嬉的官员腐败现象与萎靡不振的恹恹朝纲忿忿不平，乃曰：朕非亡国之君，而诸臣皆亡国之臣，指责朝中文官各个可恨至极皆可杀之。并给闯王李自成留下临终遗言：朕尸任贼分割，勿伤百姓一人。崇祯皇帝在殉国之前竟向围城的逆贼流寇悲愤地控诉明末吏治的昏聩、腐败与堕落几乎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足见宵衣旰食、天纵英明的崇祯帝在位十七年的帝王生涯之中与庞大腐朽的官僚集团打交道时倍感孤独彷徨与绝望无助的切肤之痛到了何种无以复加的可怕程度。

    论述四、明末史家计六奇在《明季北略》一书中针对给事中刘懋上疏崇祯帝恳请裁撤驿站之策激起陕西民变一事给与如下的评议：秦晋土瘠，无田可耕，又其民饶臂力，贫无赖者，籍水陆舟车奔走自给，至是无所得食。未几，秦中迭饥，斗米千钱，民不聊生，草根树皮剥削殆尽。驿卒又失驿站生计，所在溃兵煽之，遂相聚为盗，而至全陕无宁土矣。无疑，计六奇的见地十分深刻，可悲的是崇祯帝竟听信了刘懋的一介书生的迂腐之议下旨各地裁撤编制冗长而又糜耗钱粮的驿站出发点本来是好的，为的是开源节流、节省用度。但是历朝历代的驿站之弊由来已久，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崇祯帝矫枉过正，反而令银川驿卒李自成同志下岗失业，他又没有再就业的本领与技能，最终走上了落草为寇的歧途，由一个不逞顽劣之徒异化成为一代乱世枭雄，死心塌地的犯上作乱，与朝廷为敌，日后竟成为明朝的掘墓人，这是崇祯与刘懋绝对始料不及的意外闹剧，这亦是明末朝廷决策失误所导致的匪夷所思的荒诞结果的真实一例，这样事与愿违的政府决策在明末屡见不鲜，铸就了令后人观之无限遗憾的错误，日积月累，在本已日趋严峻复杂的险恶环境之下，积小错为大错，最终酿就了明亡的大错特错，使天下苍生亡国蒙难，惨痛的历史教训发人深省。

    年前，鄙人从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再次观看了电影《大明劫》，虽然对于影片中所涉猎的这段风雨飘摇的悲怆明史早已烂熟于胸，但是震撼心灵的感触依旧良多，真是欲罢不能，一言难尽。电影的故事情节并不特别复杂，但是所反映的内容主题却十分沉重，剧情严格尊重历史，拒绝戏说与虚构，更不穿凿附会，曲解历史，乃至歪曲明朝的历史，无疑这是一部反映明末历史的严肃作品，从对两个性格迥异的真实人物孙传庭和吴又可的内心世界的对白与对如何对症下药根治乱世之道的思想交锋与碰撞来解读明朝末年社会的兵荒马乱与瘟疫蔓延的严重危机程度，正可谓是天下糜烂，危机四伏，令头脑冷静的睿智之人敏锐地嗅觉到明朝大厦将倾的亡国末路的气息呼啸而来，影片独特严谨的拍摄理念与探索还原历史真相的良苦用心值得景仰，这也是鄙人曾经观看的最为优秀的真实描写明史的严肃电影。

导演王竞，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编剧谢晓东，二人真乃才俊搭档，独辟蹊径，以明末乱象为契机，深入探究明末乱象的世道人心，游刃有余，入木三分，深邃地刻画了明末朝廷名将孙传庭和明末民间游医吴又可，这是两个性格迥异而又极具代表性的明末人物，一个能征惯战，一个悬壶济世，一个以卓越的才华和显赫的战功誓死捍卫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一个以妙手回春的医术和悲悯终生的情怀无私忘我地拯救身患瘟疫伤寒的黎民苍生的生命，两个人都是明末社会的干城精英，可谓中流砥柱。一个忠臣良将，一个是悲悯神医。从世俗功利角度上来看，一个是挽狂澜于既倒的大英雄，一个是救民于水火的慈善家，正所谓文韬武略，相得益彰。对于大明朝廷、江山社稷，黎民百姓，芸芸众生，孰轻孰重？又究竟是谁取得了最终的成功？明史记载：陕西总督孙传庭于1642年奉崇祯帝三道圣旨催促率军出潼关，解开封之围，为大明收拾中原残局。他携带万辆“火车”营（号称：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和数万将士，金戈铁马，破釜沉舟，孤军深入，视死如归，鏖战流寇，马革裹尸。毋庸置疑，孙传庭在明末地方封疆大吏之中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英雄豪杰。其实，在崇祯帝再三下旨催促孙传庭率军东征流寇之前，独具慧眼的兵部侍郎张凤翔曾经忧心忡忡地上疏提醒皇帝：孙传庭所有皆天下精兵良将，皇上只此一付家当，不可轻动。但是迫于当时中原形势已属烽火燎原的万分危急，心急如焚、无兵可派的崇祯帝也只能命令自己手中仅有的王牌精锐孙传庭孤注一掷，冒死一搏，最终官军全军覆没，孙传庭本人也不幸殒命疆场。而同时代的旷世名医吴又可似乎颇有先见之明，没有选择随孙传庭官军征战，否则必死于与流寇战斗的乱军之中，而是留在了后方，凭借妙手回春的高超医术拯救了无数人的性命，随后遁迹江湖，并苟延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栉风沐雨，筚路蓝缕，呕心沥血，备尝艰辛，最终矢志不渝地完成了鸿篇巨著《瘟疫论》，贡献了民间术士的医学智慧，救死扶伤，造福四方，继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与利玛窦的译作《几何原本》、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之后，吴又可的《瘟疫论》为明朝辉煌灿烂的科学技术史延续了璀璨的荣光。毋庸置疑，其贡献亦然跨越了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泽培三世，恩泽后人，名垂青史，令人称颂。

    缅怀明史，并深入探究气势恢宏的大明王朝何以在1644年走向衰败乃至灭亡的内在因素，黄宗羲、顾炎武、王船山、朱舜水、计六奇、谈迁、张岱、吴伟业、梁启超、钱穆、孟森、蔡东藩、史景迁、黄仁宇、樊树志、姚雪垠、吴思、秦晖、金庸、阎崇年、毛佩琦、张宏杰，这些明史学家都曾奉献了杰出的智慧，这也是几代明史研究者所共同关注的话题。客观地讲，除了国运不济和天灾人祸之外，明朝的末代之君崇祯是一位勤政爱民、事必躬亲的好皇帝，朝廷将领诸如袁崇焕、孙传庭、卢象生、杨嗣昌、史可法等也俱是赤胆忠心、文武双全的卓越将领，但是为什么大明朝没有在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乱世之秋的人间炼狱之中浴火重生？从灾难重重的危机之中脱胎换骨，绥靖戡乱，救亡图存，绝处逢生，成就不朽的中兴传奇呢？这是一个颇为吊诡的历史悬案，令学问家们和史学家们争论了三百多年也没有得出一个令众人信服的统一答案。毋庸置疑：天灾频扰，朝政衰败，党争炽烈，财政空虚，军备松弛，时运不济，命运多舛，流寇作乱，剿抚两难，后金觊觎，趁虚而入，内外交困，腹背受敌，都是明朝灭亡的因素之一，但是，笔者认为直接击溃大明王朝的却是朝廷财力的空虚与官军武备的松弛，前者中央政府财政赤字，入不敷出，几近破产，乃至崇祯帝面对阁臣万分焦虑地哀叹道：国帑匮绌而征调未已，闾阎凋敝而加派难停；而后者更为严峻，尤其是明军陷入内外两线同时作战的尴尬境地，官军兵力薄弱，防御战线漫长，而内地流寇极擅长流窜奔袭的运动作战，满清八旗则擅长发动突然袭击的千里侵扰与快速进攻，使得朝廷有限的官军夜以继日地长途奔袭，疲于奔命，应接不暇，无所适从，这样被狡黠且凶悍的敌人不停地袭扰折腾久了，战斗意志几近崩溃。毋庸置疑，面对这样两种特征迥异的强悍敌人，明朝官军的战斗力已然处于明显的下风。而且前线将军由于缺饷而图偏安自保，而各级军官在军饷不足的情况依旧克扣军饷，士兵作风松弛，纪律涣散，产生了普遍厌战的逃避情绪，甚至个别下层军官裹挟兵痞策动哗变叛乱，辽东巡抚毕自肃罹难之死的不幸悲剧既是一例明证。在这样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之下，明军可谓内战戡乱剿寇失败，外战抗清御虏失利，导致国土沦丧，百姓流离失所，颠沛流离，生灵涂炭，这究竟是谁的过错？气候的反常，时局的诡异，国库的空虚，皇帝的焦虑，大臣的昏聩，将领的无能，官兵的懈怠，乡绅的麻木，百姓的沉默，还是流寇的猖獗，满洲的侵扰？是上天故意与大明过不去吗？给大明同时提供了五个强硬的几乎是一下子不可能同时抵御的危险敌人：一、天灾频扰（小冰河世纪的异常气候导致大明疆土旱涝灾害无常）、二、朝廷财政府库空虚（逼得崇祯皇帝节衣缩食，停办织造，裁撤驿站，最后竟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皇亲国戚开口借饷）、三、流寇猖獗（打家劫舍，流窜中原，烧杀抢掠，肆虐腹地）、四、满清入侵（攻城略地，袭扰边陲，烽火连天，涂炭生灵），五、朝臣的门户之见，朋党之争，相互掣肘，互相攻讦，党同伐异，欲罢不能，你方唱罢我登场，甚嚣尘上，愈演愈烈。这五个大患，把其中任何一个放在任何一个天下承平的健康朝代里发生，都足以导致亡国灭种的厄运降临，更何况是五个大患同时降临在国力、财力、军力日趋衰败的明末朝廷呢。这也许就是崇祯朝廷即使拥有孙传庭这样的名将和吴又可这样的名医也无法根治明末的社会之病，最终让无数大明子民和官绅成为明亡的牺牲品和殉道者的根本历史原因，一部《大明劫》也可以说是历史的宿命使然。所以，笔者始终认为明朝死于不可救药的天下五大祸患同时并发症，这也是大明王朝难以逾越的命运劫数，冰冻三尺，积重难返，绝非人力人智可为矣。尤其是明末陕西流寇的猖獗破坏之威胁对于大明王朝而言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严重程度，仅以兵部尚书、五省剿贼总督杨嗣昌给崇祯帝的一份奏疏中的部分条陈为例，可见一斑，在这份上疏之中杨嗣昌苦不堪言地向皇帝报告：贼在绝地，无生之路，有死之心，拼命恶斗……实渠魁中之渠魁，凶狡中之凶狡，练成至精至悍必死不降之贼种，臣不能躬亲与争命，万死有余……。足见剿灭流寇的困难程度。而面对病入膏肓的晚明国运，怀揣中兴之梦的崇祯皇帝依然事必躬亲、鞠躬尽瘁地超负荷奋斗了一十七载春秋，面临内外交困、攘外安内、国库空虚、文恬武嬉的天下动荡，朱由检忧心忡忡，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积劳成疾，仍旧无法摆脱大明帝国的国势溃败与分崩离析的厄运，最终毅然地选择了国君殉社稷的死而后已。1644年3月19日凌晨，五脏俱焚、肝胆俱裂、无计可施、无路可退的明思宗于紫禁城被流寇破城的凄风苦雨之际，在这样一个“黄花落尽清风瑟，残枝枯舞月光寒”的漆黑之夜，攀上大内皇宫后花园煤山的寿皇亭旁歪脖子大槐树下以三尺白绫携太监王承恩自缢殉国，朱由检享年三十四岁。繁华靡丽，过眼皆空。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好一位可怜的明思宗，至死也没有实现他心目之中最崇拜的大英雄唐太宗李世民“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的雄才伟略。然而，绝望无助而又刚毅坚韧的崇祯帝最终做出了“天子守国门、国君死社稷”的壮烈牺牲，荡气回肠地上演了一曲“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帝王版谭嗣同的千古绝唱，赢得了后人凭吊时的无限怜悯与恻隐同情。时至今日，故宫神武门北侧景山公园内东侧山脊之下的明思宗殉国处已重新立起石碑，篆刻碑文悼念明末这位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的不幸帝王。每逢明亡祭日，鄙人也斋戒沐浴一天，怀着惆怅之情来此地凭吊一番，茕茕孑然在春寒料峭的景山寿皇亭，俯瞰着那个历经数百年沧桑的曾经终结大明王朝的著名历史坐标（令人深感遗憾的是，三百七十年前的那棵承载过朱由检帝王之躯，勒断崇祯帝脖颈的歪脖子树，竟被毁于文革动乱时期红卫兵和造反派之斧锯）。目睹如此衰败景致，鄙人凝神屏息，沉思良久，嘘唏涕零，扼腕叹息。

    回首三百七十年前的中国大地，那是一个血雨腥风，地动山摇的乱世道，天灾异常，旱涝失衡，瘟疫蔓延，生灵涂炭，饿殍载道，赤地千里，社会动荡，兵燹四起，朝廷内外交困，百姓流离失所，官员和将领都成了高危职业，百姓和医生都成为乱世之中的脆弱不堪的弱者，这是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上至皇帝大臣，王公贵族，下至黎民百姓、贩夫走卒，人人为难，无暇自保，随波逐流，朝不保夕，在动荡的乱世之中何以安身立命？危机给每一个人都带来的危险，也带来了祸端，这是一个人们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时代，莫说是平民百姓和仕农工商，连皇亲国戚、达官显贵都没有安全感，随时可能被历史的漩涡打入深深的深渊谷底，被天翻地覆的巨浪打翻，断送锦绣前程并被彻底埋葬，成为大明王朝的殉道者和遇难者乃至陪葬者。明末的芸芸众生，普遍缺乏安全感，无论是朝堂之上的王公大臣，还是屯田戍边的军士驿卒，还是中原腹地的平头百姓，还是江南水乡的乡绅士子，还是流离失所的逃荒难民，甚至刀口舔血的强盗，乃至打家劫舍的不逞之徒，大都经历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的生死考验，从中侥幸死里逃生的生还者沦落成为明朝的余孽遗民，清朝的不甘子民，而大多数人群都被裹挟在明末的社会大动荡的历史漩涡之中成为兵连祸结、烽火连天的受难者和牺牲品。谁也无力摆脱命运的捉弄与时代的悲剧，成为了大大小小的悲催人物。明末的殉国者、蒙难者数量之多，涵盖了社会的各个阶层，连崇祯皇帝及其皇子公主也不能独善其身，更无法幸免遇难，如此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在中国的历史上并不特别多见，可见明末社会变革、政权更迭的残酷程度之惨烈无序到了何种骇人听闻的恐怖地步。对于生活在那个国破家亡，天下大乱，流寇作乱、外虏入侵、饿殍遍野、万户萧条的癫狂时代的渴望天下太平的官民士绅、芸芸众生而言，“宁为太平犬，不为离乱人”的谚语竟一语成谶。鄙人认为在颠覆性历史灾难的沉重打击之下，唯有意外而又侥幸地从兵燹战火、遍地狼烟、刀光剑影、群魔乱舞的疯狂乱世掀起的汹涌狂飙的滚滚红尘之中死里逃生的苟且幸运儿（生者亦沦为不幸的亡国奴），这些从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死人堆里、万人坑中匍匐爬出来的生还者，才能从内心深处迸发出对于往昔记忆之中河清海晏的太平盛世的望眼欲穿的无限饥渴与急切企盼。

    追溯历史，在明末社会变革大动荡的激流中，人生无常的苦难与世事难料的悲剧汇聚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也成为那个年代芸芸众生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无数家庭所遭遇的小悲剧、无数家族所遭遇的中悲剧汇合成为明末社会的巨大悲剧，愁云惨淡笼罩之下的血色残阳恹恹夕照明朝衰败不堪的江河日下，哀鸿遍野，流离失所，满目疮痍。随着暴力与冲突的甚嚣尘上，兵荒马乱之中无数颗人头身首异处，有饿死于大地饥馑的陕北农民，有累死于逃难饥荒的中原难民，有吓死于流寇蹂躏的无辜百姓，有病死于瘟疫不治的恹恹患者，有惨死于清军八旗血腥屠刀之下的孱弱妇孺，有溺死于李自成闯军围城时黄河决堤滔滔洪水的开封市民，有惨死于张献忠匪部滥杀无辜的四川黎民，也有屈死于朝廷党争、魏阉构陷的东林党人，还有缢死于煤山殉国的崇祯皇帝及太监王承恩，更有无数壮烈殉国的忠贞节烈之士。真可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九死一生，亡命天涯……罹难者的队伍络绎不绝，塞满沟壑，触目惊心，惨绝人寰，震古烁今，不忍卒睹。在鄙人看来，真实的明末，亦然不可能再有能够实现中兴之梦的君王，不会诞生能够力挽狂澜的将军，也绝对不会再出现包治百病的神医。一言以蔽之，明末之祸乱，由来已久，积重难返，世间已无明君、良将或良药可以彻底根治之，这是一个病入膏肓、行将朽木的重病患者，无论是宵衣旰食的崇祯帝，还是文韬武略的孙传庭，抑或妙手回春的吴又可，都已拼劲了全力，竭尽了全能，仍旧望洋兴叹，束手无策。在这样一个支离破碎、无法无天的世道里，理性的秩序和法律的尊严亦然荡然无存，有的只是无数的挣扎者，无数的离散者，无数的落荒者，无数的逃难者，无数的罹难者，无数的殉国者，无数的归隐者，无数的亡国者……上至深宫内闱的皇亲国戚，中至锦衣玉食的达官显贵，下至穷乡僻壤的乡野村妇，乃至破衣烂衫的市井贫民……，蒙难者比比皆是。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疯狂乱世之中，秩序空前混乱，没有真正代表正义的赢家，只有杀人如麻、犯上作乱的混世魔王张献忠之逆贼；居心叵测、图谋不轨的乱世枭雄李自成之流寇；还有鲸吞蚕食、趁火打劫的皇太极与多尔衮的来势汹汹之八旗；再有苦撑危局、力不从心的朱由检的衰败朝廷。在这些决定江山社稷的前途命运的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疯狂博弈与绝望的豪赌之下，俯视中华大地的芸芸众生，最终博弈结局竟然是：惟有不幸中之万幸的生还者与幸存者，苟且偷安，苟延残喘，匍匐在满清八旗铁蹄的淫威之下作为被征服被奴役的低眉顺眼、逆来顺受的奴隶；惟有在夜晚时分才敢于心中寄托几分对于故国的哀思与追忆，白天里仍旧强颜欢笑，卑躬屈膝地继续装作大清朝新主子的顺民。毕竟，史可法、郑成功、张煌言、夏完淳这样的大明忠烈只是为数不多的为明朝流尽最后一滴血的仁人志士。国难之际、大祸临头，多数芸芸众生、市井凡夫俗子，乃至不少饱读圣贤之书的知识分子本能地选择像钱谦益、侯方域、龚鼎孳这样苟且偷生，寄人篱下；选择了随波逐流，醉生梦死；否则简直就无法平安地生存下去，这是不幸生逢乱世，更不幸沦为亡国奴的大明万千子民的悲哀、无奈与屈辱。当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像王船山、顾炎武、黄宗羲、朱舜水、计六奇、谈迁、张岱这样虽然没有以死殉国，但是却秉持操守气节，誓不仕清的文人墨客也应运而生，他们怀着与满清统治者不共戴天的大明遗恨，流落民间，隐居山野，耕耘桑梓，备尝艰辛，钻研考究，痛心疾首，发愤著书，寻访民间，图谋复明，籍以抒发明朝士大夫的亡国之痛和故国情怀。遂有了《明夷待访录》、《日知录》、《读通鉴论》、《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国椎》和《陶庵梦忆》等充满智慧之光的学术、史学与思想名著问世，为明朝文化谱写了最后一抹光辉熠熠的浓墨重彩，正可谓：“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的明朝士大夫在历经甲申亡国之殇后所彰显的铮铮铁骨之不屈精神的凛然写照，如此悲怆的明末“正气歌”吟唱三百多年后依旧荡气回肠，可歌可泣，令后人无比景仰、顶礼膜拜，正所谓：家贫出孝子，板荡识忠臣。其中至死不渝的爱国精神，甚至堪与南宋末年的陆秀夫崖山之役负帝跳海、壮烈殉国的民族气节相媲美。

    呜呼哀哉，真实的明末是一部充满苦难与罪孽的血泪历史，在天怒人怨、兵燹之祸的异常残酷的洗礼下，放眼大明江山：风雨如晦，一片肃杀。纵览世间，亦然没有上苍的救赎，唯有悲壮的失败；亦然没有安逸的苟且，唯有血腥的罹难。崇祯帝、周皇后、熊廷弼、袁崇焕、卢象升、毕自肃、孙承宗、杨嗣昌、倪元璐、范景文、吴麟征、李邦华、凌义渠、吴甘来、王承恩、费珍娥、刘宗周、黄道周、夏允彝、陈子龙、孙传庭、邱仰民、曹文诏、曹变蛟、周遇吉、史可法、秦良玉、郑成功、张煌言、夏完淳、陈邦彦等众多大明王朝的中流砥柱都大义凛然地选择了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玉石俱焚，以身殉国。故有《陶庵梦忆》作者明末遗民张岱不遗余力地为民间抗清仁人义士树碑立传：“坚操劲节，侃侃不挠，固刀斧所不能磨，三军所不能夺矣。国变之后，寂寞一楼，足不履地，其忠愤不减文山，第不遭柴市之惨耳。”他认为：“忠臣义士，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为使“忠义一线不死于人心”，他呕心沥血地悉心编纂《古今义列传》，历经十年搜得烈士数百余人，自成一家之言。正如：邯郸梦断，漏尽钟鸣，卢生遗表，犹思摹拓二王，以流传后世，则其名根一点，坚固如佛家舍利，劫火猛烈，犹烧之不失也。作者张岱悲欣交集，字字如珠，苦心孤诣，碧血丹心。读其文字，令人心碎。

    俱往矣，岁月悠悠荏苒，往事不堪回首。悲夫，1644年甲申之变，天崩地裂，大厦将倾，家国天下，危若累卵，江山社稷，腹背受敌，朝野动荡，人亡政息，黍离之悲，亡国之痛，天翻地覆，苍生有难，大地哀号，惨不忍睹。遥想明末惨烈时局，至今仍令吾辈明史研究者感到心有余悸，不寒而栗。正如经历过甲申之变的明末遗民吴梅村临终悲戚遗言：吾一生遭际，万事忧危，无一刻不历艰难，无一境不尝辛苦，实为天下大苦人。吾死后，敛以僧装，葬吾于邓尉、灵岩相近，墓前立一圆石，曰诗人吴梅村之墓。睹物思人，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了不胜铜驼荆棘的伤逝之悲，刻骨铭心，呼之欲出，这亦是一种在魂牵梦绕的忆旧情结里抒发亡国之痛的大明遗民悲怆之殇，明末清初许多饱受兵燹战火摧残，隐居山林誓不仕清的文人士大夫群体中都普遍深怀着锥心的亡国之痛的故明遗民情愫。这样的情愫宛若一缕剪不断理还乱的青丝甘泉，蜿蜒逶迤地流淌在明末知识分子的心头。凭吊之人偶涉于斯，曾几何时，故宫离黍，荆棘铜驼，秦砖汉瓦，残垣断壁，慷慨悲鸣，苍然涕下。呜呼，占卜天下，盛衰无常，大明颠覆，苍生蒙难。诚如张岱《陶庵梦忆》序言中所泣：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披发入山，駴駴为野人……几效桑苎翁之游笤溪，夜必恸哭而返。乃至到了清朝问鼎中原、坐稳江山的康熙年间，尚有孔子后裔孔尚任凭借一曲《桃花扇》哀婉地抒发了明末遗民的亡国之殇、黍离之悲。令人阅罢司马青衫、潸然泪下。诚哉，实乃故国旧情难舍。

而今，王竞导演的电影《大明劫》让人们在明亡三百多年后再次真切体验到这样震撼心灵的悲怆感受：晚明之败局，无药可医，实乃以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立国之本、乃至以农耕经济为国家经济命脉之依赖的封建王朝周期轮回的历史宿命，这亦被近代史家称为：黄宗羲周期定律。在中国五千年的沧桑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里，受到气候变迁的自然因素（旱涝灾害与洪水泛滥等不可抗力的季节性爆发）和社会动荡的人为因素（内有奸贼蛊惑作乱与外有强敌觊觎入侵）的影响与干扰，少则每隔三、五十年之久，中则每隔七、八十年之久，多则每隔二、三百年之久，就会周而复始地重复上演一次这样：兵连祸结、烽火连天、风云际会、城头易帜、人亡政息、生灵涂炭、天崩地裂、翻江倒海的社会危机，目睹王朝更迭之轮回，其改朝换代、新旧更替的博弈过程之中所迸发出来的血雨腥风的凄凉与风云变幻的惨烈令后来者观之心中酸楚、恻隐怜悯，乃至不忍卒读。这样带有周期性的历史剧变在其演绎过程之中往往也蕴含着一种造化弄人、神鬼莫测的突发之玄机，史家谓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嗟夫，抚今追昔凭栏却，潇潇雨歇犹未尽。亦正所谓：谁念西风独自凉，沉思往事立残阳。（纳兰性德《浣溪沙》中之名句）。

最后，鄙人在无限感慨之余，窃以为这也是王竟导演反映明末历史题材的电影《大明劫》所要表达的思想主旨之核心：既歌颂了孙传庭这等戎马倥偬、壮志难酬的忠义豪杰的侠肝义胆，又表彰了吴又可这般大义凛然、救死扶伤的忠贞义士的悲天悯人，并为他们树碑立传。同时，也警示后人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温故而知新，寄语后来人。由此可见电影《大明劫》导演与编剧用心良苦。鄙人作为喜读稗官野史的山野之人和爱好明史的一介布衣，观看完《大明劫》之后，悲欣交加，百感交集。情不自禁，有感而发。撰写拙文，直抒胸臆。峥嵘岁月，蹉跎人生。崴嵬明史，悠悠我心。甲申国殇，呜呼哀哉。几百年后，掩卷长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往圣绝学，万世太平。鸿运当头，吉星高照。时来运转，万马奔腾。悲智双运，出离苦海。阿弥陀佛，功德圆满。大慈大悲，随喜善哉。以史为鉴，星水谨识。

星水  2014年马年春节 草书于京北昌平十三陵思陵　

星水道人清明时节在昌平十三陵思陵凭吊崇祯帝朱由检